平民官场

[ 欢迎光临 新第三书包网，www.d3sb .com ]
“那你对现在我国在西藏、新疆问题上是什么看法”王老说道
听了王老的话李凯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道“王老，我一个毛头小子那里能懂那么多事情啊！”
“没事嘛，谈谈自己的看法吗？”王老鼓励道
“尽管新疆和西藏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它们必然影响甚至牵制我国的国际关系的未来。新疆和西藏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被困的内陆国家，世纪之久的强国梦则无从实现。
为什么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新疆和西藏越来越呈现出两个互相关联和互相强化的过程，就是国际化和区域化。国际化指的是新疆和西藏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制约我国的有效战略手段。这段时间内，西方各种势力利用西藏问题对我国发难。在西方的推动下，西藏问题在西方已经变成一个高度道德化的议题。西方在把达赖和藏独运动道德化的同时尽力妖魔化我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西方的这种政策在间接但有效地推动着藏独运动的暴力化。原因很简单，一旦藏独被道德化，暴力就会被美化。
尽管这里也包含着西方社会北一部分人对西藏问题的同情，但是从西方政治力量来看，更多的是把西藏问题作为遏制战略。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达赖喇嘛的继承人问题的凸现，西藏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峻。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正在加入海外藏独运动。就是说，西藏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和海外西藏人之间的问题，更是我国和西方之间的问题。
新疆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更为严峻的话。在全球性反恐战争之前，西方基本上是把新疆问题视为是我国的人权问题，对我国一直保持着压力。在反恐战争开始之后，西方尤其是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把反恐和人权问题区分开来，承认我国在新疆的反恐运动。但即使如此，西方在新疆问题上一直坚持其双重标准。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一直对海外的新疆独立运动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如金融方面资助。尽管西方世界本身也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但一旦当处理和我国的关系时，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有“好”的恐怖主义和“坏”的恐怖主义之区分。一些国家也不时地把我国的反恐和人权民主联系起来。类似这样的举动无疑也纵容着新疆恐怖主义。
西藏和新疆问题也影响着我国的周边关系。我国的快速经济发展和崛起对我国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国家积极和我国合作，谋求共同的发展，但另一些国家则视我国的发展和崛起为威胁。这些国家视我国为假想敌，也想利用西藏和新疆问题来应付我国。不管我国如何处理，新疆问题必然影响我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
传统上，我国当政者的噩梦就是“内忧外患”。新疆和西藏问题就是当代的“内忧外患”。传统上，“外患”经常是由“内忧”引起，但在上述国际化和区域化的影响下，“内忧”越来越倾向于由“外患”而引出。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因为我国民族问题的存在，西藏和新疆是我国内部容易发生类似于“颜色革命”的地方。西方意识到，比较容易动员西藏和新疆的民族意识来和我国较量。应当强调的是，颜色革命并非如西方所说的是为了人权和民主。如果说，新疆和西藏的乱和西方有关，那么在我国境内，没有哪一方会是受益者，所有方都是受害者。境内的西藏人和新疆穆斯林是受害者，汉人是受害者，我国政府也是受害者。真正获益者就是海外各种恐惧我国的政治势力。
新疆和西藏问题成了内政和外交的结合点，这里“内忧”和“外患”没有明确的界线。正因为这样，我国政府已经把新疆和西藏视为我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这显然具有充分的政治理性。新疆和西藏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社会稳定的问题，不仅仅是民族问题，而且更是国家统一的问题，并且从国际关系上来说，更具有其至高无上的国际战略意义。
无疑，西藏和新疆已经成为我国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一旦被认定核心国家利益，我国政府就必然作外交动员，动员一切尽可能的资源，来应付这些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已经消耗了我国政府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的外交系统已经开始穷于应付与新疆和西藏有关的问题。例如每次达赖喇嘛访问一个国家都会导致有关方面的紧张和惊慌，每次访问之后，我国和该国的外交就会趋于低潮。
多年来，我国高调谈论海洋外交的问题，思考着我国如何变成一个海洋国家。这也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我国的发展，我国迫切需要发展和海外的关系，并且我国的（至少）经济利益也开始走出去，我国需要海洋外交来增进和保护我国的在国际社会的利益。然而，随着新疆和西藏问题的频繁发生，我国的海洋外交正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制约。我国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海洋外交和内陆外交的争论。人们对我国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一直具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内陆问题或者内陆外交是我国成为海洋国家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历史正在重复着自身。
如何跳出历史的重复？这考验着我国的领导层。这里，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思考。首先是新疆、西藏问题本身。尽管因为全球化和区域化等因素，外在的影响不可避免。不管我国在外交方面作怎样的努力，西方和周边国家绝对不会放弃在新疆和西藏问题上的战略考量。这就要求我国从内部来解决问题。外部因素总是要通过内部因素发生作用。在这方面，我国需要重新思考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并且在此基础上要花数十年时间，下大力气来调整民族政策。如果西藏和新疆问题能够成为内部发展的重要议程，问题并非不能得到解决，至少可以把这些问题置于可控制的范围内。
其次，我国也需要思考其国际战略的重心。鉴于我国的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我国的外交重心必须放在亚洲。如果我国不能在亚洲崛起，那么很难谈得上在国际上的崛起。考虑到新疆和西藏问题，这种转移显得更为重要。我国在周边外交上已经有不小的努力，例如积极组织和参与江汉合作组织，但这些远远不够。在这方面，我国要重新思考坚持多年的外交为经济服务的原则。我国已经具备了很强的经济能力，在很多方面，经济必须开始为外交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要继续海洋外交。把西藏和新疆作为有效的手段来制约我国，把我国限制在内陆国家，这是西方的战略。我国如果放弃了海洋战略，而把所有精力放到内陆外交，这是西方所希望看到的。但正如我国本身的历史所显示的，内陆外交战略会使得我国的发展不可持续，甚至导致发展危机。可惜的是，即使在海洋战略方面，我国有关方面说得不少，但没有具体的行动。我国要成为海洋国家，但并不具备足够的手段和工具。在海洋战略方面，我国在很大程度上高度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恩惠”，尤其是美国，就是人们所说的我国“搭便车”的问题。尽管“搭便车”在一定阶段也是一种选择，但从长远看，非常不可靠。作为大国，我国必须依靠自己。
应当看到，海洋战略的强化会缓解甚至解决内陆外交问题。我国还没有崛起之前，西方诸国都想围堵我国，但等我国崛起了，西方就改变了策略，承认我国的崛起。同样道理，现在西方和周边国家都努力寻找各种牵制我国的因素，遏制我国的影响力走向世界。新疆和西藏只不过是他们的手段。但等我国真正成为具备了全球性影响力的大国，那么西方和周边国家就会改变其策略。很显然，很少有国家想打美国国内或者周边国家的注意。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必须加速建设海洋国家的速度。只有我国具备了足够而强大的海洋国家能力，才能有效遏制甚至消除能够影响新疆和西藏内顾问题的外部因素，也会促使我国周边国家向我国调整政策。
我国当局和多数媒体将这两个事件归结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者三大势力，固然没错，直接将这两个事件的主谋或者说责任者归结到达赖集团领导的“藏青会”和热比娅领导的“世维会”，也没错。然而，这并不是解决解决新疆和西藏问题的根本。
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单纯地谈民族和宗教问题，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讲，是没有意义的。站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审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就必须寻找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背后的经济利益问题，因为经济利益才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核心所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年，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疆和西藏的经济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也的确有了巨大的改善。这一切，从历史的角度看，固然是一种巨大的功绩和进步，但是，从现实的角度，二十年的财富和地位分化过程，也然造成了人民群众结构组成的巨大变化。优势阶层不断扩大其利益范围，蚕食和占有弱势阶层的利益，很大一部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力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而地方国家机关，尤其是基层的政府和司法体系，贪污、贿赂、渎职和腐败现象不断蔓延，这么多年来积累的恶习逾演逾盛，最后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总爆发。“藏青会”和“世维会”这两个组织只是利用了这种内部矛盾而已。至于有说法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相勾结导致了这些事件，也有说法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事件，这些，仅仅是外部的一些次要原因而已。
城池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其问题的根源是内生的，如果国家领导人不从人民群众内部矛盾的角度来审视该事件，不能下大决心严惩贪官污吏，不能切实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不能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那么，有理由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类似事件发生！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有很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依然是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收入分配失衡，必然导致经济、金融危机，如果不能切实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就从根本上谈不上应对经济、金融危机，最后的选择，就是动乱、分裂和战争！
王老这就是我对新疆、西藏等问题的看法“李凯谦虚说道
（新的一个月了，从下一章开始艳情将会重新回归。不过是朦胧的！哈哈哈鲜花投来吧！）
[ 新第三书包网手机版域名：m.d3sb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