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又召见了兵部尚书杨嗣昌,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志发,如此这般,安排一番,崇祯还是不放心,觉得支持余翔的力量有点单薄。
俗话说吉人天相,正在崇祯思忖如何应对明日早朝之事,有太监禀报:“熊文灿、卢象升求见。”
崇祯大喜,安排在御书房接见二人。
原来这两人回京述职,两人刚回京城,就听说余翔之事闹得满城风雨。他们对余翔甚为关注,担心此事处理不好,会引起巨大的灾难,为此忧心忡忡,不约而同地求见崇祯,看看能否为化解当前危局出一份力。
历史上的熊文灿,招抚郑芝龙并任命其为海防游击征讨海贼李魁奇、刘香成功,彻底平定了东南沿海的海盗。因此为杨嗣昌所荐任五省总督,带兵剿匪,文灿本不愿赴任,提出”五难四不可”,竭尽推托,可崇祯仍委以大任,熊文灿无奈地担当五省总督之职。在崇祯十一年,他仍行前策招抚张献忠、刘国能投降,而张献忠名义上是归顺明朝,实际是诈降,向熊文灿催索饷银,屯兵数万于谷城,伺机而动。于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再次反叛,熊文灿也因此次抚局失败而被捕入狱,次年被斩。而余翔的到来,引起了蝴蝶效应,刘国能提前投降,张献忠被击败逃遁,从而避免了熊文灿因招抚失败而被杀的命运。
熊文灿对于《特战时赦法深》很感兴趣,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此法与他所倡导的招抚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特赦法与他之前的招抚策略区别在于,经招抚的军队重新改编,训练,削弱原将来对其控制权,这些接受改编的人还要接受极为严格的纪律约束,以防诈降或者恶习不改。是以,熊文灿对余翔做法非常支持。
再说历史上的卢象升,能征善战,抚治郧阳期间备兵设屯,扼要设防,屡向朝廷奏请进剿农民起义军,很受器重。治军严刻,抚循有方,用兵以凌厉凶狠见长,屡获战绩。十年,任各镇援兵总督。十一年九月,清兵逼近京师,他受命督师,以兵部尚书,驻兵昌平,但因为官直言和坚持抗清,遭宦官高起潜、兵部尚书杨嗣昌等主和派嫉恨,虽名为督天下兵,实辖兵员尚不及两万。后因崇祯帝听信谗言而被去职,手下仅有疲卒五千,乏食空腹,哀呼莫应。十二月十一日,在河北巨鹿身陷数万清兵之围,临危不惧,激战三日,壮烈战死。至于余翔能否改变卢象升的命运,那就得看造化。
卢象升作为一位铁血统帅,他久受士兵缺粮短饷之苦,深知带兵作战不易,既要让余翔带兵作战,又不给粮给饷,还遭致弹劾,因此对余翔很同情,对于余翔白手起家,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铁血常胜军,由衷佩服,惺惺相惜!
在御书房,君臣三人真心以对,气氛融洽,熊文灿和卢象升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对余翔的支持,并表示愿意在朝堂上参奏,为余翔请功。
有了这两位能将的支持,崇祯皇帝心里有底了。
第二日早朝,正如崇祯所料,大殿外士子们跪地请愿,朝堂内跪倒一片,可令这些大臣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下跪的人数,远远地少于昨日下跪之人,工部、兵部和大学士张志发一系的人没有下跪,朝堂上还多了熊文灿和卢象升两位能征惯战的将军。并且朝堂之上多了好些金甲武士,气氛不同以往。
下跪的这些人都是官场老手,预感到有些不妙!可箭在弦上,又不得不发。
崇祯手指着下跪的一帮大臣,说道:“你们给我起身站好,余翔是对是错,该赏该罚,今天在朝堂上理论清楚。”
这些朝臣岂敢抗旨不遵,乖乖地起身,站列朝堂之下。
崇祯说道:“杨嗣昌,说说你的看法。”
杨嗣昌出列道:“启禀万岁,臣以为河南总督余翔非但无过,还应有功!”
那些反对余翔的朝臣一听,对杨嗣昌投去了愤恨的目光。
崇祯说道:“有何功?讲!”
杨嗣昌并不理会这些人的眼光,回答道:“河南总督当务之急是抗旱和御匪,只要是有利于此者,均应为功。
战前任命官员,利于平复乱象,收拾残局,虽越权,但极利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一。
利用特别法之名,借钱借粮,分朝廷之忧,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二。
迁移和救济灾民,避免其因饥饿而成流匪,虽违背“路引”律法,但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三。
利用难民兴修水利,挖煤采铁,减轻灾情,自产军器,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四。
诛杀恶官山匪,平息民愤,以振天威,虽有违“履奏”法,但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五。
臣以为对河南总督‘五大罪’的弹劾有失偏颇,而应以‘五大功’予以嘉奖。”
正是正反都是理,全凭两张嘴。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明朝的“路引制”和“覆奏制”。
在大明,凡人员远离所居地百里之外,都需由当地政府部门发给一种类似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叫”路引””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若无”路引”或与之不符者,就要被称为流民,是要依律治罪的。作为一方官员,谁都不愿意所辖人员外迁,这会影响他们税收和徭役,影响其政绩。是以天灾引发没有活路的难民外逃,而“路引”制又极度限制难民外逃,不合理的“路引”制将千千万万的良民逼为流民,最终走上了暴.动的道路。而朝廷以及那些既得利益阶层,死守“路引”不放手,并以此来弹劾余翔,此制不除,难民救济工作就无从做起。
明朝覆奏制规定凡是判决囚犯,强调要“重民命”“毋致枉死”。每年朝审完成后,法司将死罪案上奏请旨,刑科三次覆奏后,取得圣旨,即行刑。余翔利用快刀斩乱麻处斩贪官和山匪,显然不符合死刑覆奏制,因此被人当做把柄攻击,当初袁崇焕也因为此罪,被人攻击,最终被凌迟。
言归正传。
杨嗣昌话音刚落,熊文灿出列道:“河南大旱,比之陕西大旱,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难民妥善安置,恐会成为流民,沦落为匪,其后果不堪设想,余总督利用战时特别法借粮救灾,解朝廷之忧,解百姓之急,得到百姓非常拥护,部分人的利益短期内可能有所损,但作为大明子民,为国分忧,是份内之事,况且,余总督并没有借机中饱私囊,而是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全心全意救济灾民,抗旱剿匪,实乃我等楷模。”
熊文灿说完,张志发、薛遵宪和卢象升分别出列,陈述自己力挺余翔的观点,想扳倒余翔的那些人个个恨得咬牙切齿,但是谁都不敢再站出来。
崇祯面沉如水,问道:“刘逢元,昨日你在朝堂之上,说愿做比干?”
刘逢元毫不畏惧,凛然出列,跪地磕头道:“臣还是固执己见,以为余翔有罪,如果万岁觉得老臣不对,请剖我胸腹,取我心观之!”
崇祯冷哼一声:“刘逢元,你好大的胆,如此说来,我就是个残暴的昏君。你们还有谁愿做比干?都站出来,我一并成全你们。”说完,凌厉的眼光看向那帮倒余翔的大臣们。
这些大臣们一个个蔫头耷脑,没有一个敢出声的。
来呀,将刘逢元给我拿下。
金甲武士早就蓄势待发,一听崇祯命下,如狼似虎,驾着刘逢元,拖出大殿。
倒余翔的那帮大臣,一见刘逢元被拿下,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崇祯手刃大臣,是出了名地狠,都感到脖子上有一股凉意。
崇祯问道:“杨嗣昌,你觉得该如何处置众官弹劾余翔之事。”
杨嗣昌出列道:“河南总督余翔,实施特赦法和特别法,借钱借粮,抗旱救灾,成绩显著。杀贪官,诛流匪,大快民心。扬我大明之天威,立下大功,理应嘉奖。但此两法,有违我大明律法,功过相抵,不奖不罚。因河南情况特殊,臣提议将河南设为特区,此二法只准在特区施行,河南以外的省份不得效仿。在特区内,只要有利于抗旱救灾,征剿流匪山贼的措施,一切可便宜从事。”
朝中大臣一听杨嗣昌的折中方案,都勉强能接受,毕竟在河南有利益的,只是少数,一大部分人只是害怕余翔的做法,会在全国蔓延,听杨嗣昌这么说,大家松了一口气。
刑部尚书张英立刻表态道:“臣佩服杨尚书高瞻远瞩,觉得此提议甚好。”
其余大臣纷纷表态,支持杨嗣昌设立河南特区之提法。
虽然杨嗣昌提议是崇祯授意而为,不过他并不表态,而是要借题发挥。
崇祯冷言道:“列位爱卿,你等不分青红皂白,弹劾我朝功臣,险致功臣蒙冤。且你等在京城,四处散布谣言,扰得京城人心惶惶,你等该当何罪?”
一听崇祯要找秋后算账,这些人吓得一起跪倒,高呼:“臣等罪该万死,请万岁开恩!”
崇祯冷哼一声道:“传朕旨意,礼部尚书刘逢元受人蛊惑,诬告朝廷命官,欺君罔上,理应株连九族,但念其素有旧功,将其全家,发配河南充军,交由河南总督监管。朝堂外请愿士子,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跪地请愿,乱人视听,将其尽数捉拿,发配河南充军,交由河南总督监管。”
朝堂之下,倒余派都为这些人叹息,觉得他们落到暴君余翔的手里,必死无疑。
崇祯继续说道:“至于朝堂你们各位,朕特赦你等无罪,不过要管好自己及下人的嘴,不听谣,不传谣。如若再犯诬我大明忠良之罪,两罪并罚,从重处理。”崇祯皇帝也从特赦法得到启发,为了官场稳定,打消大家顾虑,对他们进行了特赦。
这些大臣们忙叩首,口中高呼:“谢主隆恩!”
崇祯最后按照杨嗣昌所奏,将河南设为特区。安排完这些事情之后,散朝。
锦衣卫们得到执意,将磕头请愿的士子们如数缉拿,在传旨太监高起潜带领大队人马押送刘逢元全家和士子们,浩浩荡荡,赶赴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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