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在行动

当时阳光已近中午，四周除了没人深的青草，只有青蛙偶尔在草丛中跳动。宁长先捋一把青草坐下去，老饱学半蹲半坐候在一边，他不吸烟，就掐一截草j清脆有声地咀嚼着，仍是一副蛮有激情和信心的样子。一说到吃喝，两眼就滚圆，嗓门也很高，宁长做了一下手势。声音才勉强压下来。
上边来客吃点喝点是人之常情，谁出门也不能背着饭锅。问题是这帮活爹吃得太甚，一个山沟里，有啥吃啥呗，他们不行，一听来人就要上街里买菜，j鱼不算，还要买山珍海味，没车就雇车往街里跑。一听姚书记来了，更是忙得脚打p股蛋子，买狗、杀羊，打鲶鱼，抓黑鱼，什么尕古整什么。客人能吃多少，都让他们自己吃了，老婆孩子也跟着借光，有时家里的狗都跟着吃醉了，还得往头上喷凉水，这是有客人；多数时候没客人，照样吃喝，事后往条子上一签：“招待xx领导来检查工作用餐”，就得报销。对了，八季香“，你知道谁的饭店么？就是黄书记那个半呆半傻的儿子开的。别人好使么，别人有饭店也不好命名，不在那吃也不给报销，以前有过例子，所以有客没客都在那吃，不犯毛病。吃了还算好的，有时没客随便写两张条子，”招待xx领导来检查工作“，年底照样报销。”八季香“的名字是我给取的，你不信吧？当时黄书记还挺高兴。我说你这饭店不光白天香，晚上也香，一年四季，白天加晚上，就是”八季香“。后来老百姓说他们是白天喝，晚上喝，一年四季，白天晚上八季混吃混喝。就想改名，可名已叫出去了，效益又好（能不好么），就这么推着往前干了。不光吃喝，甚至嫖娼、挂马子也要写上”招待xx领导来检查工作“，照样报销。村里怎么不能嫖娼、挂马子？可以用车把人接这来，或在外地干完了，花多少钱写成白条子，年底统一报销时把钱往外一支。多少？一年光吃喝加混花至少得七万八万的。
“哪来这么些钱？”宁长只顾专心地记，不料有两只蚂蚁已悄悄冲到他放在膝盖的本子上，他以为是飘上来的灰尘，吹了两口无济于事，用手一弹，有一只竟抓住他的手指，企图继续上攀，他就用另一只手帮忙，把蚂蚁弹进草丛里。
钱？自然要想来钱的办法。现在不好弄了，前几年一缺钱就编出个名堂，再和乡里有关的七站八所一串连，两家伙起来进村就开收了。什么公路管理费，儿童教育费，土地征管费，树苗栽植费，环境监测费等等，要啥名堂有啥名堂，也有的没啥名堂，或干脆就不像名堂的，像“猪头税”、“牛头税”“马头税”……
“这话怎讲？”
就是你家养几头猪几头牛也要按乡里、村里的有关规定征收一定额度的税款。比如一头猪须征收十元税款，养八头猪就要征收八十元的税款。反正要征，就有征收的道理。比如牛要吃草，山上的草是公家的，不征收一定税款，荒山谁去管理，没人管理荒山，山上的草就长不好，草长不好牛吃什么；管理荒山，需要有人，有人就需要开销——资金来源，还得“牛毛出在牛身上”。猪虽说是不吃青草，但有个环境污染问题，环境保护如今已列入世界级课题，保护大气臭氧层等问题已是涉及全球的棘手问题，我国已把环境保护提到基本国策的位子上了，这样的大事能不花钱么？
“要是不交呢？”
不交是肯定不行的。意义这样深远的收费你不交钱人家肯定是有对付的办法的。如每当收费的开头几天，乡派出所、乡里主管收费的站所和村里三家总要联手行动。村治保主任李鸣先在前边带路，都要着装，还是新服，治保主任现在也可以着装，和真公安不相上下。一进门先把工作证的收费文件同时亮出来。有胆小的女孩就抓住母亲的衣角往身后边躲，李鸣就用力地在屋里来回走动，大声咳嗽，派出所的同志要把拎着的手铐子和警g拨弄得叮当作响，清脆有声，有时还要把手枪掏出来上下橹几下，用李鸣的话说叫“大造革命声势”。这时一般胆小的就一边捂着孩子的眼睛，一边翻箱子倒柜地找钱交款。有一个小伙子为了交三头具有环境污染或破坏臭氧层并直接威胁人类和地球生存之嫌的“猪头税”，把给母亲买药的三十元钱先交了上去，等凑足钱买回药，老太太已驾鹤西归了。小伙子赤着脸去村里、乡里闹腾了几次。结论是：首先人家是正常收费，不是不让你买药，这是两码事，不要混为一谈；其次即使你及时买回药，就能保证老太太不死么？即使现在不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死不死？这是自然规律，毛主席那样的伟人都不能违抗，柳树村的一个百病缠身的老太太能违抗得了么？小伙子在大量的铁的事实面前终于低下了犹犹豫豫的头，只是再一提起收费就浑身发抖，猪也再没有养。
再说那个胆小的小女孩。自那次心惊r跳地躲在妈妈身后捱过收费之后，再不敢见着装的公务人员，否则晚上就做恶梦，就狂喊乱叫。大夫曾严肃地警告家长；一定要避免与公务人员遭遇，否则极有可能发展成“恐公症”或精神分裂云云。弄得家长再领女儿出门，要有一名亲友在二十米外开道探路，一旦发现着装公务人员，赶紧呼喊或以手示警，这边的母亲就牵着小女孩赶紧车转身再寻他路。有一次娘俩儿正在途中，两边突然同时出现着装的公务人员，小女孩的母亲在危机中急中生智，赶紧把女儿揽在怀中，口中念念有词：“快闭眼吧，要不就天塌地陷，爹死娘亡了。”女儿为了爹娘的安全，赶紧闭眼，才躲过此劫。据说该女人平日很愚拙，这次是超常发挥，有人就说母亲的力量实在伟大。弄得外乡公务人员在此路过颇有微词：怎么，谁无父母兄妹，公务人员都那么黑？也许正因如此，事件才泄露得这样快呢。
不想交费的当然大有人在，这种时候就要看李鸣和乡派出所及民兵及主管收费的站所几家的相互配合了。李鸣要先一使眼色，同时将户主或首要危险人物拦腰抱住，其他人就马上动手，有猪的抓猪，有牛的牵牛，无猪无牛的就抓j抓鸭或拿锅碗瓢盆之类等等。待主要财产清理得差不多了，再放人议事，往往问题都能妥善处理。对极少数以死相拼或敢与收费人员展开r搏的，只好缚到乡里以拒交皇粮国税，煽动不明真相群众破坏国家公务人员执行公务论处。有的农民也怪，平时张牙舞爪，要杀要砍，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架势，待你打他几下，青鼻子肿眼睛或流出点鲜血或流出点别的什么的，立时缕顺条扬，俯首帖耳，要咋样好就咋样好，再见了公务人员就点头哈腰嘻嘻只顾傻笑，或围前围后的帮着忙活，还一再劝戒有闹事嫌疑的人物：千万不要以卵击石，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对抗，那是不可抗拒的云云。
也有软硬不吃，至死不从的顽固分子。派出所的同志在对其采取了各种措施之后。只好放人，以后就对其不再理会或尽力避免。多数都能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东挪西借赶紧凑钱，闹个破财免灾吧。
宁长歪着脖子斜着眼，记得很有气势，仿佛一个疾恶如仇的勇士，正对这恶势力进行殊死的斩杀。忽觉脚背一片冰凉，伸手一摸，弯弯曲曲竟是一条黄蛇。他就脸刷地纸白，话也说不出来。老饱学不怕，抓住蛇头，拎起蛇尾轻轻地抖，叭地一抛，蛇就无影无踪了。并劝宁长赶紧离开这里，荒地格子乱石丛生，有蛇就不是一只。宁长对这东西有独到的敏感和恐惧，见一次几日都要悚然，吃不下饭，可要错开这个机会，下次就难说了。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发抖的手，搓一搓难看的脸，突然有一种呕吐感，跑一边干呕一阵，咬咬牙重新蹲下去，说自己根本不怕蛇，还故作轻松地眨了眨右眼。老饱学也不想走，就换了一种姿势继续讲下去。
这些额外收费当然不能一家独得，听说凡参与的部门都有分成比例，也常为分成不均争吵不休，有时甚至发誓再不扯这个“哩喂扔”了，可过一段还是重新组合，继续收费。这一两年上边强调的紧了，他们也不敢下来随便乱收，但小j不撒n自然还有别的道道，像现在时兴的什么修乡村标准公路，乡村小学达标，文明村组建设，科技图书角等等，都要建，建就需要花钱，花钱绝大多数还是从农民身上出，又不兴叫“摊派”、“收费”什么的。反正不管叫什么。还得“羊毛出在羊身上”，有的领导说得好，不叫“摊派”就叫“公益事业”，“利益共享，困难共担”，“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有的干脆以老百姓储蓄的名义把钱收上来，收上来怎么用就不是老百姓的事了。也有的趁年终收统筹款时搭车收费，反正只要想收，总会有名堂，现在的事名堂又多，你说能亏了他们？
这些事主要是黄书记和乡里姚书记关系特殊。要不啥事出来了就是再大，抹巴抹巴也就没影儿了。有一次上边来人调查黄书记贪污行贿问题。已经核查了四五天，姚书记又不在家，眼看事情有眉目了，姚书记半夜从外地突然赶回来，脚没沾炕连夜赶到柳树村。七天七宿陪着检查人员没动地方，乡里的二号车整天去县里菜场买r买菜，又租面包车又陪检查组去邻县风景区玩了两天。临走给检查组每人买了一千多元的纪念品。到底没查出问题来。还有一回上边来人到乡里调查姚书记和乡酒厂胡厂长合伙贪污的事儿。黄书记连夜组织了一百多人到检查组门前示威，说检查组诬陷好干部，这样的干部也被调查，徐县还有好干部了么？检查组受不了老百姓昼夜折腾，只好草草撤出杏树乡。就他们这种关系你说能搬弄得了？村里一般小事有李鸣和他的小兄弟们就办了，大一些的黄书记一出面就化解了，再大的还有姚书记顶着；姚书记有事底下还有人维持，他们相互帮衬，相互支持，像一张铁网，一般g棒根本捣不开……老饱学见宁长只咬牙不作声，就鼓励他，现在的形势和过去有很大不同，一是国家抓得越来越紧，老百姓也看清了他们的花花肠子，很多事他们也叫不动庄了，要不你们在这能住这么消停。只要你们有决心，我们老百姓全力支持，他们就是钢筋铁网，也能斯个稀巴烂，最后你看吧，不光村里，包括乡里，都得有掉进去的。
宁长仍不说话，只用力地合上钢笔和本子。同时得到一个信息，黄书记他们正待办一件急事，他们一动身就可见分晓，右眼就一动不动地扫视着村庄，显出一种决断和狠辣。
这天早上，宁长和黄书记特意打了招呼，说他们要回县城，回不回来，啥时候回来，都没有明确表示，两个人就匆匆走了。
他们走出很远，又在顺路的小卖店里吃了些东西，眼看快到乡政府大院了，宁长忽然要徐胖子同他再回柳树村。徐胖子满脸冒汗，呼呼喘着粗气，迟迟不动，“眼看到乡政府了，那样还不如不走了”。宁长用右眼狠狠地挖他一下，也不作声，扭头就走，腿也有些瘸，显出一拐一拐的样子。徐胖子长出一口粗气，摸一把湿淋淋的p股，只得蔫蔫地跟回去，肥胖的p股每走一步就显眼地耸一耸，像泛起的波浪。
离村很远，就见村部大院密扎扎地聚了很多人。黄书记站在一个用砖砌的上讲台上，看看聚集的人群，把剪着的双手拿出来，朝人群摆了摆：“这件事也不是非要等工作组走了才能研究，主要是时间来不及了。我看西沟的桥还得修，钱已经集了一部分，可是现在什么都涨价，大伙也知道，眼下正好挂锄，过些日子就该动刀了，趁这个工夫，每户再集十元，半月内把桥修起来……”
人群起先只嗡嗡地乱嚷，渐渐越嚷越大，有一个大眼睛重眉毛的汉子就走出人群，挤到讲台边上大声说：“一共五尺宽的桥，三年前就吵吵修，光钱就集两回了，啥玩艺没修上，还集？再集我是不拿了，认可趟水过河，谁愿集谁集！”这人宁长曾在老饱学家见过，也是那里的主要成员。他话音一落，同时有一大片声音跟着响应，会场就成了一窝蜂子。
“哎哎哎，别j巴瞎吵吵！”大虎x晃着脑袋冲到讲台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黄书记咋说咋办，别都二十四个j巴—一乱点头：牛x上的苍蝇，跟着瞎嗡嗡。”
人群又是一阵混乱，相互吵的骂的搅作一团。李鸣就冲上讲台，扯着嗓子喊了半天，才勉强能听到说话声：“乡亲们，这是造福后代，子孙幸福的大事，是关系到全球生态平衡的大事（他说话往往要和全球联系起来），桥是千人走，万人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别说集两次，集三次，五次八次也得集。魏大成说得对，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们党组织（他根本不是党员）定下来的事大伙都得执行，不集行吗？看谁不集一个试试！”还把拳头用力地举了举，一副十足的流氓无赖相。
人群又是一阵乱哄哄的吵嚷，一些人已不吱声，开始认了，小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呀。这时老饱学由几个人拥着，挤到讲台前边。先有两个农民大声喊一阵，老饱学就大声地说话了：“集几次资无所谓，关键是修这座桥到底需要多少钱。大伙可以算一算，全村一千二百口人，每人集两次了，第一次每人集了十元，第二次每人集了五元，加起来是一万八千元。桥宽不过两米半，长不过三米，石头沙子不用花钱，二十吨水泥从里往外用，一吨水泥加运费三百元钱，二十吨水泥六千元钱，再加点木料技工……一万元可劲花，干啥一户还要集十元钱。老百姓挣点钱那么容易，王四儿他老妈上山挖药材，晒干了一天够不上三元钱，树茬子把脚心扎透了半个月不敢下炕脚肿得像个馒头，连二分钱一片的正痛片都舍不得买，徐二丫头为了交下学期的书费，趁假期每天背着冰果箱子四处跑，一天最多挣十元钱，前天下雨，冰果卖不出去，孩子急得站道边上哭。于二爷为了给孙子买双新胶鞋，晚上十一点了还蹲在二十里外的乡政府门口卖瓜籽……老百姓挣一分钱，真是汗珠子摔八瓣才能拿到手。捏一把都能摸出血珠子！再凡有点人心。怎么忍心枉花老百姓的钱！怎么？非得哑巴说话，到底干啥，缺钱明说，用钱花在明处，不明不白的钱一分也不集，愿咋的咋的！”据说黄书记急用一笔钱添财务账上的一些窟窿、他也预感到宁长他们肯定会查出问题的，就想出了集资的老办法。
人群中轰地像投进一颗炸弹。反对再集资的群众拼命吼叫，震得人耳朵嗡嗡响。
大虎x这边几个人就抄起了铁锹、木棒、老饱学那边也有人拿起了铁衩、镰刀，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黄书记就重新背剪着双手，在讲台上的小圈子里走来走去，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
宁长徐胖子忽然挤到黄书记面前，他一把抓住黄书记的前胸，一只独眼狠狠地盯着他：“再不马上表态，你就是历史罪人！”
黄书记一愣，这才扯着嗓子喊：“资不集了，桥还得修，半月之内通车走人！”
人群立时响起一片掌声。
宁长他们也不管这掌声是为谁鼓的，挤出人群径直朝乡政府方向奔去。
第二十章　评话杏树乡d篇
女青年从姚书记身上离开后，脸上除了长出许多细密的汗珠儿就是艳艳的火红了，又轻轻地打了姚书记一下，同时补上那句座佑铭：“讨厌！”姚书记就嘻嘻地笑着坐在了椅子上，显出领导者的老成与和蔼来。
那天中午，宁长徐胖子从柳树村出来，就直奔乡政府。
大约下午两点钟左右，宁长一行几乎是爬行式的来到杏树乡政府。在离开柳树村不久，天上突然莫名其妙地下起了大雨，两个人就淋得一点不比进柳树村那天逊色。好在柳树村一个放牛老汉在山上认出了他们，就在牛背上解给他们一块塑料布，尽管中间已生出五六个拳头大小的窟窿，两个人的头部还是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正值上班时间，走廊里却悄无声息，和午夜的光景不相上下。偶尔传出一两下清脆的僻叭声，就像《平原游击队》里打更人敲击的木梆，使静寂的乡政府里显得有点神秘和恐怖。
两人寻声觅去，最先发现一扇刷着r白色油漆的木门，中间有一条不小的缝隙，从中可清晰地看见里边有四个男同志围在一张办公桌前专心地打扑克，旁边还站着一个看热闹的女同志。四个人的脸上分别贴着用不同颜色的彩纸剪裁得很精致的小王八，每个龟背四周的爪儿都栩栩如生，有一个头顶上的纸龟g头的顶端似乎还长了两只明亮的小眼睛。有一个老同志的脸上已贴了五只三八，抓牌时要仔细辨认才不致摸错地方。在一边的女同志也不时地提醒他：往左，再往左点，右眼那边那个要掉了，要不还得给你加贴一个……其实这女同志也不轻松，嘴上说着，眼睛看着，手上还要不停地剪着，且十分认真，有一点边缘不清或线条变形的地方都要反复剪修，直至真、形象，还得自己满意才算竣工一个。由此可见该同志平素工作也一定十分细腻、认真，求精求深。一把牌下来，有一个就捂着裆部吵着要上厕所。另一个马上说：贴上再走。这时宁长才发现，该同志除脸上已贴满五八，肩上左右还各贴着一只王八，不细看倒有点像哪种特殊行业的微章。经那个同志一提醒，要上厕所的同志居然不去了。结果后背中间又让那女同志结结实实地贴上一只四肢俱全的乌龟，就有点像清兵腰间的“兵”字。
他们待再看下去，身后又传来哗啦啦的麻将声。
在挂有“xxx”科室牌子（为避免不愉快事情的发生，还是不要说牌子上写的xx科、xx室或xxx所之类带有明显标记的番号，因为现在许多人把工作看得并不重要。而把因工作冠以的各种名称看得却十分重要。他们往往十分自豪地对人说，“我在xxx科上班”、“我在xxx室工作”，所以只要本名称受辱，就是整个单位受辱，整个社会受辱，甚至党的形象受辱，以至那些平素连工作都不想干的同志，也突然起了爱党爱国之心，且十分的坚决、果断。）的房间里，四位男同志正全力地打麻将。门也半开半掩，宁长他们就看得十分方便。对房门坐着的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他每打一张牌就要用力地砸一下桌子，仿佛不砸就看不出牌的好坏。他下家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人，他每出一张牌总要将右手在空中游动成一个9o度的弯子，像姿式优美地举着一个酒杯，然后更加有力地砸在桌子上，好像在和上家较劲——看谁砸得更响！背对房门坐着的男同志则轻轻地把牌送到桌子中央，只是嘴里不停地说着“吆j”、“五饼”、“三万”，像指战员在战场上清点人员名单。他下家的男同志则慢慢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烟，偶尔将烟灰习惯地朝身边弹一下，下家的小胡子就习惯地将脚动一下，但双方都不说话。
其间小胡子在和一把牌后有些兴奋，就说：“姚书记这几天还不让玩呢，不说反贪局的要来么，竟瞎扯，在哪呢？”络腮胡子由于给小胡子点了炮，说话就没好气：“反贪局多个j巴，平时都天天玩，这几天就板住了，来不来当个j巴，还能把谁j巴咬下来当哨吹！”
徐胖子瞪着眼睛，捏着拳头，一副要冲进去的样子。宁长用力拉他一下，两个人就静静地看着。
小胡子又说：“都是扯犊子，走形式。来多少回了，顶啥事了，到时候好酒一供，大礼一上，啥事儿也没事了。”那两位或认真地读牌，或一口接一口地吸烟，都不介入他们的谈话。
一锅下来算账时，小胡子对络腮胡子呲呲牙，“差俩豆，下锅一遭算吧。”络腮胡子连连摇头，“不行，一把一利索。”
“下锅算，下锅算，哪有那么认真的。”
“少扯j巴蛋，隔把不掷色子，一把一利索！”
“话说干净点，啥大不了的，值你那个样儿。”
“少跟我扯那个哩哏扔，隔把不掷色子，少一分钱别脚趾盖儿。”络腮胡子由于说得认真，相当数量的唾沫星子就飞到了小胡子睑上。小胡子不耐烦地拿手擦脸，手指不怎么就碰到了络腮胡子的胳膊上。络腮胡子马上站起来伸手揪住小胡的前胸，“咋的，想照量照量，走，到院子里溜溜！”另外两位就马上站起来解劝。四个人又很快坐下去，小胡子在掏出十元钱递给络腮胡子后，四个人又重新码牌开战。
不一会儿，乒乓的敲击声和“八万”、“六条”的读牌声又和谐、有节奏地从“xxx”的办公室里传出来。
宁长觉得没劲，就示意徐胖子走人。他们走出拐角的走廊，刚到门口，迎面走来了个面目白皙的小伙子。宁长用力眨了一下右眼，想起此人就是乡文教助理，那天随姚书记下乡的那一位，同时想起了那张纸条。就问姚书记在哪？小伙子用手朝走廊拐角指一指：“上广播室那边看看有没有。”就匆匆走了。
广播室在走廊拐角的尽里头，就显得很黑很暗，门又是用铁皮包的，乍一到门口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徐胖子举起拳头要敲门，宁长示意从窗玻璃上看看。他伸了几下脖子，翘了几下脚，都无济于事。宁长示意他蹲下去，他迟疑了一下，还是蹲下去了。几乎在蹲下的同时，裤裆又“哧”地响了一下，还没等伸手去摸，宁长光着脚已踩在他的肩膀上，他只好在裤裆又“哧”地响了一下之后，将宁长架起来。宁长示意他往下落一落，他就委屈地把p股弓起来，让人看着有点像演杂技的在练一种功夫。广播室里果然坐着姚书记，他脸色还是白惨惨地没血色，身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杯水，正冒热气。一个长得很秀气但臀部已明显突出的女青年半娇半嗔地候在一边。姚书记呷了两口茶水，脸上就泛起一片红润，他一伸胳膊，冷不防把女青年揽在怀里。女青年就半推半就地坐在他的大腿上。姚书记歪起头照女青年的脸上“叭、叭”连亲几口，女青年就避开攻击目标，用圆鼓鼓的手指去擦脸蛋儿，同时说一句现在很多女青年都经常说着的一句话：“讨厌！”姚书记就势将右手朝女青年敞得很开的前胸直c下去，两个人就滚在了一起。可怜办公桌上剩着的半杯茶水连同杯子在两个人的混战中抖了几抖终于掉下地并一块同归于尽了。女青年从姚书记身上离开后，脸上除了长出许多细密的汗球儿就是艳艳的火红了，又轻轻地打了姚书记一下，同时补上那句座佑铭：“讨厌！”姚书记就嘻嘻地笑着坐在了椅子上，显出领导者的老成与和蔼来。
偏巧此时徐胖子那一直精湿的裤裆又“哧”地响了一下，他就用一只手尽力地去后边摸索，身子同时晃了一下，没有思想准备的宁长身子突然失去平衡，整个人就从徐胖子肩上掉下来，好在离地面很低，人就没受损伤，广播室的门却给撞开了。
宁、姚两位领导例行公事的寒暄之后，姚书记就埋怨他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昨天下午乡里就派车在半路上等到吃晚饭，今天一早一个乡干部老妈病重用二号车送县城去了，要不哪能让他们步行到乡政府呢。
宁长他们很快换了衣服，安排了住宿。姚书记又问有啥要求，宁长眨了眨右眼，漫不经心地说：“给派个联络员吧，有些事情互相衔接也方便些。”姚书记沉吟半晌，“要是明天副书记老米回来最好，下午实在要人只有文教助理小王了。”
“小王就小王，这点事明天也不用打扰米书记。”宁长很高兴，联想到刚才打听姚书记的去向，他真希望小王来，认为小王很可能是个有观点的人。
文教助理小王是中专毕业生，在乡里工作两年多。据说这青年人有正义感，也鬼精鬼精的，平日姚书记想重用，又拿不准，不用心里又怪痒痒的。总的讲，他属“试用阶段”吧。后来听说姚书记在派他来之前还进行了一番谈话，大意是说他很年轻，前程远大，但要头脑清醒，要有立场，在大事大非面前要经受住各种考验和诱惑；乡党委让他做联络工作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考验，希望他能经受住考验，早日加入党组织。同时又严肃指出：乡党委绝不会压抑一棵好苗子，也绝不会培养一棵坏苗子！
他对联络工作很慎重，对乡里的事情只介绍现象，不评价好坏，但很典型。如财政所，一般乡都三个人，会计、出纳、所长哈的。杏树乡财政所却配置了七个人，除一名所长、五名副所长，剩下一名是助理所长，还是乡里的后备干部。所以当别人问某所长或某副所长都分工做哪些具体工作时，别的单位总要说我分管企财呀、行财呀什么的，这里的人却要说，我和某所长还有某副所长或者什么什么的共同分管什么或什么。在上级部门一再强调要精兵简政，裁减人员的强大压力下，该所只好将五名副所长裁减为三名。裁下的两名又变成了所长顾问或跨世纪后备干部，并上报县里行业主管部门备案，或写成经验材料呈报到主管县长手里，否则所长顾问和跨世纪后备干部就要大闹一场，揭揭老底云云。因为这七名财务人员或应叫所长、副所长或所长顾问……等等，有的是书记夫人，乡长的儿媳，武装部长的小姨子，副书记的干儿媳妇，还有县里某特权局的干闺女等等等等。一句话，哪一个也动不得。这里边我们不得不替姚书记说句公道话，换了任何一位书记，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位置上，对这样棘手的历史问题，我们也只能断定：同样是无能为力的。
再一个特点是，这里的各科室往往独立作战能力很强（我们弄不清小王此话意思的褒贬），凡他们自己定下的规矩，往往书记也无法改变。如林业部门，比如上边批给一百米木材指标，他们上缴了必要的费用后，当然也要缴给姚书记一定的“费用”（据说姚书记将这些费用都用在了工作上），剩下这一百米木材指标，他们说给谁就给谁，往往姚书记说话也不好使，有时姚书记歪着脖子，苍白着脸，敲着桌子骂娘，也无济于事。小王在解释这些现象时，说姚书记主要是太面善，太重感情了，认了太多不该认的亲成。如七站八所的头头，基本上是他的拜把子弟兄，而各村支部书记、村长甚至治保主任啥的，有三分之二是他的干儿子……
小王说到这里似乎忘了顾忌，宁长就很高兴，赶紧给他的杯里加上水。
柳树村的黄书记只是干儿子之一（因上一段里他曾扮演主要角色，为尊重起见，我们未提及此事），有的干儿子比他还大四五岁。有人就开玩笑逗姚书记：凡是儿子，不管“干的”、“稀的”，总不能比爹岁数还大，那叫什么儿子，还不如倒过来叫了。姚书记就说自己的道理：常理讲应该说爹比儿子大，可现在姑爷比老丈人年龄大的还少么？既然姑爷可以比老丈人大，我这些干儿子就不许比干爹大么？弄得对方无言以对。
这种事情的结果当然好处很多，不然谁认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亲戚干嘛，咋没有认要饭的为干儿子或拜把子兄弟呢？是亲三分像的古训在现今的许多单位和领域不仍然十分有效么？但其副作用也不可小看，个中苦辣酸甜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
正因为这诸种关系，各科室的人下去办公时胆子就特别大。如xxx所下去收费，一眼看中了某小卖店主的一台收录机（是儿子出国考察给老人家带回来的），就开始细细地找小卖店的毛病，就是这也不合乎，那也不合乎，最后连店主老头子也不合乎了（说不定身体所患病疾将危及顾客呢）。如果收录机值一千元，他们就下个一千五百或两干元的罚款通知单。为使收录机的所有权尽快转移，他们就很快把同样是拜把子兄弟的派出所杨所长等人叫到现场。这些人照样拎着手铐，佩着电g，屋里屋外来回走动，手枪掏出来不停地擦拭，子弹摆弄得像炒豆子。有的还给老头提示说，某派出所在执行公务时不慎手枪走火，打死了被罚店主的儿子还记了个三等功。还有的说县局一个不知是姓尤姓仇还是姓侯的干警，夜间开玩笑随便堵了一辆夏利出租车，硬说车上的人在酒店喝酒时有嫖娼行为。恰逢几位客人又不是本县人，该干警将帽子从头上摘下来，啪地摔在办公桌上：“老子干了二十多年干警，从科长干到干警，我还怕啥？别说你们这几头烂蒜，石头从我这办公室里搬出去都得挤出三两油来！”说着就把其中一位年龄最大，身体最差的老头子弄到小屋里一顿电g加电炮……在外边的两位听到里边失去人声的惨叫和死不招供的声音（因三个人除了喝酒，实在无供可招），大受感动，便单方面同意交了两千元不要收据的罚款才算放人。据说该科近几年还没有抓住人让空手溜走的先例，该干警年终还被局里评为“人民群众的守护神”。店主听了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又见自己这一千来元的收录机（只听了三四个月）一下子就换了个两千元的罚款通知单，也算便宜，他更不想让派出所同志在这时荣立三等功，就痛痛快快地交出了自己那心爱的收录机，又点头哈腰地送出大门，生怕xxx所的同志反悔改要现金就更麻烦了。
据说该派出所本身也有自己的绝活，前年寒冬的一个晚上，他们偶尔抓住一个偷牛的犯罪嫌疑人。弄到所里一阵强有力的拳打脚踢之后，该嫌疑人仍不招供。在干警打累又打饿了的情况下，就将该嫌疑人铐在暖气片上（因为天冷，这就成了一种具有关怀性的惩戒）。可讯供的干警在很累的情况下去吃饭的同时又多喝了几盅白酒，醒酒后已是凌晨七点半钟，起来撒n时想起暖气片上的犯罪嫌疑人，考虑到自己的讯供任务尚未完成，就赶紧从家里往所里神跑。可该嫌疑人因不习惯这种关怀性的惩戒竟死了，眼睛还定定地向上瞅着，谁也弄不明白啥意思。他们就从关怀遗体的角度又将犯罪嫌疑人重新进行安置、摆放。当这一切都确认无可挑剔后，马上向县局报告。至县局的职业人员在认真勘察现场后，仍难断定是自杀还是他杀。最后只能做了个模棱两可的鉴定：畏罪自杀的可能性大，不排除他杀。
但从打击刑事犯罪，稳定社会治安的角度看，仍有其积极意义。于是该所从“怜爱、同情的角度上”交给犯罪嫌疑人亲属五千元人民币作为“两清”的条件，继续上报该乡打击刑事犯罪有力，社会治安状况良好云云。使该所在次年仲夏就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宁长不时地点头和揉鼻子，觉得虽说得散些，但有头脑，有观点，突然像想起了什么，就问：“你们乡长呢，咋一直没见一把手乡长露面？”小王犹豫了一下，刚说“马乡长和姚书记……”在中学教书的妻子下班找他来了。宁长就不好再问，也不是一两句能说得清楚的，就说明天再唠吧。
晚上宁长和徐胖子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认为乡办企业问题最多，在几个所谓半死不活的企业中，乡酒厂问题最大，反映最强烈，认为这时最容易找到突破口，就决定明天让小王领他们去酒厂看看。
因白天工作顺利，徐胖子夜里还做了一个好梦。他和一个县长的千金喜结良缘，盛大的场面让他难以置信，县长千金的娇容让他醒来还好一阵发傻。那个头，那身段，那皮肤，那脸型……想着想着就不由得咂了咂嘴。宁长趴在床头正写东西，回头看他一眼，徐胖子就满脸胀红起来，还以为秘密给人看穿了，梦尽管是一种欺骗，他仍很兴奋。可生活中人们对胖子为啥恁多偏见，什么肥猪、狗熊、笨牛……难道都像猴子才好看？听说非洲有一个民族非常崇尚胖子，在那里人们为了胖而绞尽脑汁，越胖越受到人们的尊敬，越受到异性的追求。他真向往那里的民族了。
夜里的好梦一直鼓舞着他的情绪，使两个未婚青年的房间一大早就传出了哼叽叽的歌唱声（尽管这歌声有点像牙痛或赖狗闹门），宁长下地后还照徐胖子的p股拍了两下，他希望下属情绪越高越好。徐胖子就美得什么似的，洗完脸不等擦毛巾便在地上扭了起来，使本来就窄小的寝室显得更加窄小，有两次撞得床铺咚咚作响。徐胖子在单位是有名的舞迷，硕大的p股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爱好。宁长就笑：“别要狗砣子了，等查完案子，我陪你在县城最好的舞厅跳几天。”徐胖子一把抱住科长，两个人都很激动；这真是个神圣的使命呀！
吃早饭时，姚书记也来了。他抱歉地说：“昨晚小王爱人妊娠反应很重，一早就领爱人去县医院了，怕一时好不了。”宁长一愣，他没结婚，不懂这妊娠反应到底有多厉害，可昨晚还好好的……就一边吃饭，一边提出找一个熟悉酒厂情况的人陪他们走一走。姚书记歪了歪头，满口答应了。
第二十一章　在“新”、“高”、“深”上下功夫
几句顺口溜，惹得全局上下口诛笔伐。局长干脆指着他的鼻子叫板：“你说大官贪、小官拿，我们局哪个大官贪了？哪个小官拿了？拿什么，谁拿啦？
你年轻轻地想吃里扒外，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你要负政治责任！就全国来讲，各部门几乎让你们这帮瞎写乱编的人给骂遍了，只剩反贪系统这一片净土，你还瞅着难受……“
宁长他们和文教助理小王合作得很好，第二天小王突然不见了。宁长只好让姚书记给派一个熟悉酒厂情况的人给他们当联络员。
饭后他们再回到招待所，就有一个女同志轻轻地走进来。高挑个头，体形削瘦，面色虽显忧郁，却不失为清秀、耐看，给人一种爱怜的样子。宁长先是一愣，越发觉得面熟，女同志就嘴角抽动两下。
“高禹！”宁长感到突然，猛然想起来。这不是他的高中同学么，“你怎么来这里了？”高禹就掉下泪来。他们读书时是很要好的同学（这并不能贬宁长读书时就有恋爱行为），毕业后各自先后参加了工作，逐渐都把婚事提到了日程，可高禹二老坚决反对此事，认为好好的姑娘找一个残疾人做丈夫实在不体面，高禹又是孝顺女儿，双方的姻缘和其他往来便从此割断。高禹婚后第二年刚生女儿不久，男人就外出经商离她而去，单位又停产，长年放假。高禹只好携女儿回到杏树乡娘家住下了，后经人介绍到酒厂厂办工作至今。
“看来你是公务在身呢？”宁长冷笑一下，就不由得提高了警惕，满肠满肚的陈情旧意只好隐在心底。
高禹勉强笑笑：“我也是公事公办，但昧良心事我决不会做。”双方的气氛又渐渐融洽起来，徐胖子还格外偷偷多看她几眼。
六年前的一个仲夏的黄昏，当太阳将最后一缕余辉从杏树乡远处的山峦上别别扭扭地消失的时候，山坡上还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他一直盯着杏树乡这个小山村发愣，嘴上一口接一口地吸烟，眉头苦苦地锁着，满头的光亮和衣服上不同寻常的颜色，标志着他曾有过不同寻常的经历。最终，当村里歇息得最晚的一条狗都已困顿得合上眼睛时，他才慢吞吞地走进村西大柳树后边的一处两间草屋的院落。
第二天一早，草屋里就走出一个三十来岁的小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