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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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了两千块钱后，我寄一千块钱给韦秀让儿子买奶粉以对付这个难熬的冬天，剩下的钱我就自己买一些方便面和劣质香烟，整天穿梭于河远和合安之间。由于我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合法身份，所以调查我舅舅的事非常困难，公检法不让我看卷宗，纪检部门更是很怀疑地问我想干什么，我只好说，郑天良是我舅舅，我想了解一下他是如何腐败堕落的，他们说不行。这种民间调查的进度非常缓慢。这时我收到了书商姚遥打给我的传呼，我租住的车站小旅馆外有一个公用电话，回电话的时候，我跟电话亭的老太太吵了一架，她多收了我三毛钱，老太太嘲弄我说：“你一个大小伙子，整天看你不务正业地东游西逛，不想法子去挣钱，还好意思跟我为三毛钱争吵。我告诉你，超过一秒钟都要按一分钟计费，这是电信局规定的。”我被老太太呛得哑口无言。穷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尊严的，我真有些羡慕和向往腐败分子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先荣华富贵起来再说，枪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阿q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姚遥在电话里要我到浙江千岛湖边上的来凤山庄开书稿通气会，华东地区的二十六个“枪手”全部到会，我问费用怎么办，姚遥说一切费用由他支付。于是我就坐了一整天长途汽车赶到了来凤山庄。这是千岛湖边上隐蔽在深山里的一个旅游度假村，冬季客人很少，山庄里除了我们这二十几个作者外，只有零星的散客进出山庄以显示出这里还没有沦落到荒无人烟的地步，游客们嘴里冒着热气，山区冰冷的风在他们的鼻梁上盘旋。
通气会开了一整天，二十六个写手们分别通报了自己的写作进度并交流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写手已经完成了初稿，而我的调查工作还没有结束，但我只得打肿脸充胖子煞有介事说自己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的书稿，由于我说谎经验还不是很老练，再加上自己底气不足，所以就说得有些语无伦次，我更多地在讲郑天良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堕落以及在官场的兴衰际遇，在说了二十多分钟后，姚遥打断了我的话，严厉地训斥我道：“你是怎么搞的？我上次就跟你讲的很清楚了，我不是组织部门，我是一个书商，我不要贪官一生的档案，我要的是贪官们与女人之间赤ll的y乱，这方面材料越多越好。你这简直就是在写《一百个贪官与一百零一个贪官》，而不是我所要求的《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不知道李成品究竟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样的高手？”
我当时真想跳出来说：“郑天良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没办法写出更多的y乱，你要是不满意，我他妈的立即撤退。”可人穷志短，想起饥寒交迫中的妻儿和四万块钱的稿酬，我不敢反抗，我唯唯诺诺地说：“姚老板，我会尽最大努力按照您的要求去写的。”
来凤山庄的老总以为来的是二十六位作家，所以态度就非常热情，他在姚遥的坑蒙拐骗下，将最好的会议室免费给我们使用，还在山庄门口打出了欢迎标语，标语写着：“热烈欢迎华东地区二十六位著名作家下榻来凤山庄”。可实际上我们不过是一群被书商利用的打工仔，我们根本就不是作家，充其量是一些卖文为生的文字贩子，为了生存，低三下四，每人都有一把辛酸泪。
我心里非常别扭，晚上喝酒的时候，也没什么心情，看其他文字贩子们斗志昂扬，我感到我吃这碗饭吃得非常艰难，跟妓女没什么两样。姚遥见书稿进度很快，就说这次主要是请各位来交流情况，还有就是来度度假，晚上要给每位作家们安排一位小姐，放松放松，算我请客，大家尽情享用就是了。
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而且也为自己的调查进度缓慢着急，最要命的是我调查的内容离《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相距越来越远，在这种糟糕的心境下，我只有借酒浇愁，江西写手竹节草对我说：“少喝点，不然晚上的项目就开展不下去了。”可我还是喝多了。
妓女进我房间的时候，我正在卫生间里呕吐，看着眼前风s放浪的女人正用舌头舔着腥红的嘴唇，蓝眼圈别有用心地圈着我的目光，我很冲动，可身体却不听脑袋的指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女人了，这种陌生感使我恐惧了起来，在妓女脱光衣服的时候，我的胃突然又痉挛了起来，钻进卫生间，吐出了黄胆，我看到水池里吐出了被嚼碎了的r和蔬菜的残汁混在一起如同一堆浆糊，韦秀辱骂我是“嫖客”的声音灌满了耳朵，我的下身像被霜打蔫了的一只茄子，镜子里的脸色苍白，表情严重扭曲。走出卫生间后，我叫妓女穿上衣服立即离开，妓女穿好衣服嘲弄地向我吐了吐舌头，说了声“假牙”后翩然而去，我想说一句“公共厕所”反击，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我倒在床上像一条奄奄一息的狗，恶劣的情绪使我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嘴脸，想嫖娼，但力不从心，而为自己力不从心又找了一个贞洁的借口，因为我决心对韦秀永不背叛。其实我跟张秋影是以爱情的名义间接地嫖娼。爱好女人是男人的天性，贪官如此，百姓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地点方式不同，因而称呼也不同，比如民工在街边美容院玩女人叫嫖娼，大款和贪官们在豪华的别墅里玩女人叫“包二奶”，严格说来，只要不是跟自己的妻子睡觉，一律都是“嫖”的性质，在嫖这个问题上还是存在着等级制度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比如今天晚上在来凤山庄这个高尚的度假区里，嫖是受到保护的，大城市的星级宾馆也是一样的，只有路边店和小美容院才是真正打击的对象，地位低的嫖客是不受保护的。我在酒精的作用力下胡思乱想，晕晕乎乎地睡着了，隔壁房间里则传来鬼哭狼嚎一样的声音，这些文字贩子们将压抑的委屈免费倒进了妓女的器官的。
回到合安后，我的调查还是沿着我自己的思路进行着，我舅舅郑天良虽然像所有的贪官一样与女人千丝万缕纠缠不清，但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他灵魂深处潜伏着的贪婪与掠夺的本性是如何被唤醒并让他义无反顾地背叛自己。要找到这些背景远比写他与女人之间的y乱要难得多，而且也很难明目张胆地下出结论。我所要做的和能做的只能是呈现而不是定义和结论。
秋天来临的时候，合安县的护城河里就落满了树叶，这个落叶的过程只有耿天龙这样的退休老干部才能在黄昏时分准确地捕捉到每个细节并会产生一些人生的联想，而忙碌的人们却不会对风吹草动产生任何感觉，他们只是在打了几个喷嚏后意识到天凉了，他们是通过加穿衣服来确认季节已经变了。
一九九九年秋天让河远市政界上下大吃一惊，主持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市长黄以恒并没有接任市委书记。省委任命四十二岁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叶正亭出任河远市委书记。叶正亭曾任过前任省委顾书记的秘书，是省里重点培养的跨世纪的年轻后备干部，中央党校学习一回来就到了河远市任职，他比黄以恒市长还小四岁，年纪轻，政治经验却相当丰富。中国领导干部的秘书们之所以容易提拨，主要是因为他们长期在首长身边工作，耳濡目染，首长的工作经验和领导艺术以及高尚的品格学得快、领会透彻，所以秘书们的政治素质好，工作驾驭能力强，宏观决策高，这是一般干部所不具备的优势。至于一些人说秘书政治是裙带关系是吏制腐败，应该说这是很不严肃的，秘书提拨也是经过组织部门严格考察和公示过的，是无可挑剔的，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
叶正亭一上任就显示了省委决策的英明和正确，他具有开拓精神，又是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他在调研了两个星期后，对河远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全新的工作思路，极富于改革勇气和战略性眼光，市计委、经委、财政、轻工、商业等与经济密切相关部门的一把手全换了，一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走到经济建设的前台。有人说这是叶正亭将黄以恒苦心经营的班底换了个精光，是对河远地方势力的一次大清洗、大换血，也有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在美国都是这样的，很正常。河远的班子包括各县的党政一把手除了省里直接下派的一小部分外，其余都是在梁邦定和黄以恒手里培养起来的，基础牢固，队伍稳定，所以有人说梁邦定和黄以恒是河远的土皇帝，这些话应该说有些偏激。因为用什么人和怎么用人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反对资产阶级假民主的前提下，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干部任用上，是不应该在权力结构中搞什么反对党的，不然工作就没法开展，我们中国不能像西方和台湾那样在国会开会时打架，这与东方文明也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叶正亭来上任的时候，各县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市里召开的会议，会上黄以恒同志代表市政府坚决拥护省委的决定，并且表示坚决支持叶正亭同志的工作，将河远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c，黄以恒穿了一身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恳，他说：“正亭同志年富力强，是经济专家，长期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有宏观工作经验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与魄力，我们要紧密团结在正亭同志为核心的市委周围，在正亭同志的带领下，扎实工作，努力拼搏，为全面开创河远工作的新局面而奋斗”。叶正亭书记充分肯定了河远市委市政府在经济改革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卓越贡献，他表示要与市委市政府全体同志一道共同努力，为深化河远的经济改革和实现河远经济腾飞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会上说：“以恒同志既有地方工作经验，也有市里的工作实践，为河远的改革开放做出的成就有目共睹，在工作上将是我的最有力的帮手和老师。我们会一起努力把河远的事情办得让省委放心，让人民满意，让自己无愧。”
叶正亭和黄以恒两个人的表态既是政治性的也是个人化的，他们将政治表态与个人立场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使所有的人都觉得这种相互肯定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相互肯定总比相互否定好，因此会议是令人鼓舞的。只是叶正亭主政后，有意无意地正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重新规划河远的工作，改组内阁是局部的但却是关键的，它让人们看到黄以恒的班底正在被削弱，让人感到措手不及的是国企改革制定了新的方针和战略，叶正亭在召开的全市“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指出，“抓大放小要根据市场规律和企业自身的实际状况灵活地去理解和把握，不要教条地僵化地对所有企业一律都按抓大放小去对待，对于有发展前景的有市场竞争力的小企业不能放，要扶持；对于管理混乱技术与资金都跟不上且市场前景不好的大企业该放的放，该卖的卖，对于这些名不符实名存实亡的所谓的大企业就是要见死不救。改革是什么？改革是革命，是优胜劣汰，而不是论资排队按规模大小进行保护，说句老实话，有些所谓的大企业你是救不活的，与其迟死，还不如早点办后事。我还要跟大家说一句的是，抓大放小是国务院针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宏观性把握，不是针对每个市每个县的，县市一级是没有什么大小企业之分的，只有好坏企业之分，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让大家明白，市里对国企改革这一块，是按照企业效益好坏来决定扶持或改制的，而不是根据规模来制定改革战略的。”
叶正亭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的反响，大家都感到这个年轻的书记就是厉害，中央的精神被他三下五除二就吃透了，而且站得高看得远，无论是气魄还是能力上都是令人心悦诚服的，相比之下，黄以恒的抱残守缺自然而然地暴露了出来，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黄以恒不是没有气魄的领导，当年合安的五条商贸大道和工业区建设，就是气魄与胆识的集中体现，之所以在国企改革中行动缓慢反复论证，主要是出于谨慎，现在动不动工人就会闹事，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如果让工人们到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对他的政治前途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河远的大企业主要都集中在合安县，如果简单地卖了或改制了，等于是把黄以恒的政绩一笔勾销了，黄以恒的难处没有几个人能理解，其实他的压力比任何人都要大。历史就是包袱，不能甩，甩掉等于是否定历史。这种事一般人都不会干。
叶正亭对河远下一步国企改革定了调子，这个调子与黄以恒是有本质区别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所有与会人员在新鲜和振奋的同时，明显感到市委书记和市长在河远经济建设的思路上存在严重的分歧。
叶正亭在市委秘书长林彬和新上任的市计委、经委一把手的陪同下来合安调研，主要是对工业区进行考察，叶正亭在合安县级干部参加的形势分析会上，只字没有提对工业区改革的意见和措施，也没有对工业区目前四面楚歌的困境进行分析，他只是说合安工业区在我省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至于下一步如何走，市委和市政府还要做具体研究。郑天良发现叶正亭甚至连在“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的基本观点都没有重申和强调，如果要是按效益来决定改制方案，合安工业区第一个要卖掉的就是啤酒厂，因为啤酒厂是亏损最大的企业，现在的市县两级政府硬着头皮向啤酒厂输血并用行政措施强迫全县销售摊派的啤酒，硬撑着挽救一个不可救药病入膏肓的企业。但大家都不说，叶正亭也没说。合安太敏感，工业区与黄以恒的政治名誉是连在一起的。
叶正亭没有让宣中阳等县领导班子陪他们吃晚饭，叶正亭一行自己在蓝湖宾馆吃工作餐，这使郑天良觉得叶正亭有点作秀，因为省里领导下来都是要县领导陪同吃饭的，难道你一个市委书记比省委书记官还大，也许是叶正亭不想跟宣中阳在酒桌上说太多的与工作无关的话。不过，散会前，林彬秘书长解释说：“叶书记要求全市各党政部门到下面去都不允许大吃大喝和前护后拥，这是叶书记改进我们工作作风的一个重要举措，市委马上就要下发专门的文件将其制度化，希望各位要理解并贯彻执行。”
宣中阳在走廊里对叶正亭说：“叶书记，我晚上回家吃过饭后到宾馆来看你，有些事我还想跟你私下里进行汇报。”
叶正亭说：“你的工作也够辛苦的了，晚上就在家好好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晚上也想歇一歇，看看足球，英超利物浦对曼联，一场龙虎斗。”
宣中阳对足球不感兴趣，但叶正亭这样说了，他也就只好顺着往下说：“那我晚上就不来打扰你了，好长时间我也没看电视了，看一场球赛放松一下神经。”
叶正亭说：“我们既要会工作，也要会休息，苦行僧的领导是很乏味的。要是我有钱，我也会像大连的薄熙来市长一样养一支足球队。”
他们说笑着握手道别。
郑天良回到家里让周玉英给他熬稀饭，赵全福打手机让他去红磨坊吃饭，但郑天良说不去，明天一早还有事。叶正亭在合安，郑天良不敢轻举妄动，他感到这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市委书记总会要在河远做出一点什么事来，叶正亭跟黄以恒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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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被黄以恒釜底抽薪后一脚踏空，女儿郑清扬居然又跟吴颢私奔，他气得心脏痉挛，血压猛升，医生要他注意控制好情绪，保持平静的心态。于是他从沈汇丽的身体上找回了一种平衡，他想象着沈汇丽是黄以恒的人，一种被补偿的感觉每天都在抚慰着他受伤的情感。但这些话他是不能随便说的，在听到叶正亭出任河远市委书记的那天晚上，他在红磨坊喝得酩酊大醉，他尽情地笑和不计后果地喝白酒，赵全福说：“你有什么事这么高兴？”郑天良说：“我女儿从深圳打电话来了，她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月薪三千块，比我还高两三倍，能不高兴吗？”赵全福看出了郑天良的心思，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觉得你是在为黄以恒连任市长而高兴。”郑天良扳起脸：“你不要瞎说，黄市长跟我公私关系都很密切，刚才他还给我打电话问我女儿清扬什么时候到市里上班，他还要为我女儿接风呢。我说女儿到南方去了，黄市长感到很惋惜。”赵全福问晚上是不是还回去住，郑天良说你给我在二楼开一个房间，当晚，他将沈汇丽从河远约回来，两人在套房里一夜销魂，沈汇丽问郑天良哪来那么大的力气真让人受不了，郑天良趴在沈汇丽柔软而光洁的l体上热汗淋漓地咬着她的耳朵说：“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一粒毁天灭地的‘伟哥’”。沈汇丽在郑天良的煽动下蛇一样紧紧箍住郑天良，两条蛇在吱吱作响的床上缠在一起，你死我活。那天晚上，郑天良死而复生。
今晚，郑天良在家里吃饭坚持保留着农村用的大碗，他嫌城里的小碗吃饭太麻烦，尤其是喝稀饭三两口就卷进了胃里，今天晚上郑天良喝了两大碗红豆稀饭，小菜是周玉英腌的五香萝卜干。周玉英说：“你看你的吃相像从牢里刚放出来的。”郑天良说，“牢里整天是酒r，所以从牢里放出来的人吃稀饭就特别香。”
女儿从深圳打电话回来了，她说自己在深圳很好，让父母放心，她还在电话里对郑天良说：“爸，我留给你的那封信太刻薄了，你可不要生我的气哟。我在深圳拉广告，发觉这里的吃回扣和以权谋私勒索钱财简直到了不顾廉耻的地步，相比之下，老爸你还是算相当廉洁的了。”郑天良听到了女儿的表扬，比听到领导的表扬还要高兴，他对着话筒谦虚地说：“你老爸做得还很不够，还需要继续努力。”这个电话让父女之间的隔阂一下子全消除了。吴颢在一家外企当工程师，月薪四千多，他们每个星期才能见一次面，大家都很忙。
郑天良觉得女儿离家出走从客观上为自己解了围，不然送上门的女儿一脚悬空，这会让他在进退两难中蒙受巨大的耻辱。所以他在前些天去市里开会遇到黄以恒时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黄以恒问起清扬的事，郑天良轻描淡写地说：“清扬嫌市里的发展空间太小，在我把调令拿回去的时候，招呼没打一声，跑到南方去了，死活不愿来河远。真没办法。”他的意思是女儿根本看不上你家建群，所以就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对权势进行了一次坚决的反抗。说完这些话，郑天良心里就像夏天吃冷饮一样神清气爽。他似乎看出了黄以恒脸上有一丝落寞的神情，这种神情对郑天良是一种安慰。
郑天良放下饭碗的时候，家里的电话铃响了，郑天良拿起电话，是市委秘书长林彬打来的，他说叶书记让你马上到他房间来一趟。
郑天良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在激动和迷惘中调整不好自己的情绪，他不知道叶正亭找他干什么，所以也不知道自己该以怎样的姿势和心态跟叶书记说话，他甚至想到了是不是叶书记知道了他跟沈汇丽和王月玲的关系，要是那样的话，他就全完了。但他坚信，这两个女人不会出卖自己，也没有必要出卖自己，而赵全福只是隐约知道一些，他手里绝没有证据。不知怎么了，郑天良越往下想，心里就越没有底，而且想的都是一些令人绝望的事情。
赶到蓝湖宾馆二o　九套房，轻轻敲门，里面的声音说请进，郑天良稳定了一下情绪，故作镇静地进去了。
叶正亭好像还没洗澡，他衣冠整齐地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的利物浦队欧文刚刚攻进一个球，屏幕上的曼联主力贝克汉姆一脸沮丧，郑天良看不懂这些，叶正亭关了电视站起来跟郑天良握手：“老郑，你好！怎么晚上这么老实地呆在家里，没出去潇洒潇洒？”
郑天良心里一紧张，鼻子上汗都冒了出来，他感到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了，叶正亭难道已经知道了什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在叶正亭没有彻底揭穿他之前，还是稳定了一下语气说：“叶书记，我的工作范围很窄，晚上从来没有什么应酬。”
叶正亭让郑天良坐下，将身边提前泡好的一杯茶推到郑天良手边：“请喝茶！我知道你分管的工作根本不够你干的。你是合安班子里资格最老的一个，几朝元老了，对县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我找你来谈一谈，一是想了解一下合安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想给你压压担子。”
郑天良一听是了解情况和压担子，他心里的警报一下子就解除了，他对压担子这一信息的反应异乎寻常地敏感，他知道压担子在官场有两层含义，一是将你平调到最没人愿干最难干的地方挂起来，像晾衣服一样晾在那里示众，比如当年陈书记让他去东店乡当党委书记，还有后来黄以恒让去王桥集经济实验区；另一层含义就是予以重用或提拨使用。叶正亭刚来河远，与郑天良素昧平生，不存在晾他的理由，所以他的心跳由紧张而激动起来。他说：“叶书记，我在合安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副县长也干了十一年了，情况了解得比较多。我个人更愿意在叶书记这样作风正派、眼光超前、具有开拓精神的年轻干部指挥下多做一些实际工作，有什么指示，我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照办。”
叶正亭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应，他看了看正襟危坐的郑天良，手指轻轻地敲着沙发的扶手：“很多同志都向我提到过你，说你是一个正直的敢于犯上的县级干部，我也希望你能犯一犯我，只要是为了工作，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不应该因此而淹没掉才干。我知道，你是八十年代最早搞乡镇企业的改革带头人，在全省都是很有影响的，在县里也分管过工业，是抓工业的一把好手。”
郑天良听到叶正亭的这些话，眼泪都差点流了出来，叶正亭居然对自己的历史功绩和所受过的委屈一清二楚，虽然没有明说自己多年来遭受的压抑，但显然叶正亭心里有数。郑天良在这种时候，必须控制住自己感情，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来，于是他用曾经沧海般的语气说：“叶书记，我这个人始终坚信这样一种信念：千年一瞬，百年人生；做事做人，时间为证。我是农民出身，我有最朴素的思想感情和党性原则，也正因为我了解老百姓的艰难，所以才对左倾冒进和花架子工程进行坚决抵制，也得罪了不少领导。不过，我这个人组织原则还是很强的，组织上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信任我就多干拼命干，不信任我就少干不添乱，毫无怨言。”
郑天良等于是含蓄地讲出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但一个基本原则是对事不对人，把握分寸，适可而止。由于内心比较激动，他就想抽烟，于是他掏出普通的“红塔山”烟，递一支给叶正亭，叶正亭说：“我不会抽烟，你抽吧！”郑天良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烟放回了烟盒里，他说：“我平时也很少抽烟。”叶正亭没有再强求，所以他们在无烟的环境下说着没有雾气的话。临来前，周玉英拿了一包“中华”给郑天良，郑天良却要“红塔山”，周玉英说给市委书记敬烟要拿最好的，郑天良呛了她一句：“你不懂，拿红塔山！”
叶正亭只字不提郑天良与黄以恒的关系，也不提他目前的职务与分工是否合理，他依然将他们的谈话定位在工作的范围内展开，偶尔向工作的边缘靠一靠，这就显得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叶正亭说：“合安的国企改革目前是全市的重点，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我在上次会议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步子要大一点，思想要再解放一点，你是合安工业区的创始人之一，我也听说过你当初对工业区有过不同意见，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实验区当主任去了是吧？你能不能对我谈谈你对工业区的看法，谈谈目前合安改革的方案和思路。要讲真话，不要有什么顾虑，现在很少能在公开场合听到真实的声音，这种坏风气不刹一刹，河远的经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郑天良顺手摸出了一支烟，但他还是放了下来。他不知道是否要将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全部说出来，还是部分说出来，是带着情绪说出来，还是客观地说出来。从叶正亭来河远后的举措以及前不久的国企深化改革会议精神看，叶正亭是希望郑天良将话说透彻的，是想听到真话的。但由于是初次见面，郑天良还是决定客观地部分地说一说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和对工业区的态度。因为，如果要是太过分或很情绪化，那么任何领导都会觉得有朝一日你不称心如意了，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极端和情绪化只能使你充当打手而不可能成为亲信，只能利用但不可重用，这是郑天良从二十多年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于是郑天良说：“当初黄市长刚当上合安县长，想干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合安的地理位置劣势和全县经济形势不适宜于在那个时候，盲目追求规模与速度，不计后果地上工程，大张旗鼓地搞花架子与形式主义。五条商贸大道铺面招租不到百分之三十，强压各个乡镇买铺面，虽然卖下去了，但还是花的政府的钱买的，等于是自己卖给了自己，现在还有百分之三十空在那里，而且时间一长，当初的设计与建筑质量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工业区一口气上了七大企业，基本上就没产生过效益，啤酒厂投资计划是八千万实际超过了一个亿，设计规模是五万吨，但从来就没生产过三万吨啤酒，造成了设备大量闲置，比如机床厂还没投产就倒掉了，加上通向省市沿线的十八公里农民新村建设，全都是靠贷款建的。现在全县还背着四亿多银行债务，加上拖欠工资一个多亿，如果我们县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只差宣布破产了。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我当初反对五八十工程并不是对黄市长本人有什么意见，我们是省行政学院‘第三梯队’培训班的同学，又都是梁邦定书记选拨的年轻干部，支持他的工作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发现五八十工程完全是五八年大跃进式的假大空的面子工程，所以在县长办公会上就极力抵制，唱了反调，但没有人支持我的观点，再加上那个时候省市都在支持合安，银行贷款就像草纸一样一车车拉到了工地，所以就上马了。我当时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我的思路就是我在马坝乡的发展思路，即根据合安的实际情况，应该走‘由小而大，由农而工’的循序渐进的道路，但没有被采纳。后来，黄市长就将我调到王桥集实验区去当管委会主任了，由于选址不对，再加上投资跟不上，所以实验区也就短命夭折了。回到县里后，我自然就成了败军之将。”
叶正亭一边听一边点头，他显然已经听懂了郑天良的意思，但他没有表态，他又问：“你觉得目前工业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郑天良说：“我完全同意叶书记在前不久国企深化改革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在市县这一级，本来就没有什么大小企业之分，只有效益好坏之分，叶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合安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我完全拥护。目前我县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抓好放劣，全面改革产权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在叶书记讲话精神指导下，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解决啤酒厂问题，现在生产一天就亏损一万二千块钱，目前靠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强行推销啤酒，老百姓怨声载道，乡镇干部有苦说不出，但正如您所说的，没有一个人敢说真话，乡镇一把手都签了责任状，回去后就利用行政手段层层下压，我到东店乡去落实任务的时候，看到了中心小学校长带领教师堵住校门口，坚决不要啤酒，干群关系极度对立。东店乡党委书记是唯一拒绝跟宣中阳签合同的人，但由于不销啤酒就要交帽子，还是签了。他对我发火说，他肯定完不成任务，只等着县里革他的职，他说他已经干够了。我觉得这种强行摊派啤酒的办法不仅工作难度大，更主要的是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用不公平的手段是不可能救活一个企业的。啤酒厂这个包袱是背不起的，我的意见是坚决卖掉，而不是县里控股，如果我们还死死抱住啤酒厂不卖掉的话，后患更大，快刀斩乱麻，越快越好。其他企业也应该是该转让控股权的要转让出来，如果转让控股权还不行的话，就彻底卖掉，没什么了不起的，工业区没有一个企业是值得救的。”
叶正亭只是点头，还是不表态，他继续问：“你觉得哪些企业应该进行扶持？”
郑天良说：“我们合安县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农业大县，应该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经济结构应调整到对农产品的深加工上来，应全面加快农副产品商品化生产进程。比如，合和酱菜厂现在已经成为全县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上交地方税收最多的企业。这个企业原来是乡镇企业，由于黄市长在任合安县长的时候提出将乡镇企业下移，向个体化经营靠拢，所以被强迫卖给了个体户。这个企业被迁到乡下后，现在规模大了，想迁回县城，县里还是不批，认为不能让民营企业卷土重来压国有企业，迟迟没有同意。现在中央也提出了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战略，但我们县的思想还是没有跟上。我认为要扶持以农业深加工为主的企业，分布在我县乡镇的缫丝厂、粉丝厂、酱菜厂、玩具厂都应该扶持，因为这些企业劳动力成本低、就业人数多、效益好，虽说是个体民营，但税收是国家的，大批闲散劳动力获得了就业机会，我觉得转变思路非常重要，但目前阻力比较大。”
他们一直谈到了深夜十二点，叶正亭说：“老郑，你的思路很清楚，问题分析得也很透彻，如果合安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话，我看让你来分管工业是最合适的，我明天就找宣中阳谈这件事。你看怎么样？”
郑天良没觉得是重用，而是觉得这是给自己平反，他有一种沉冤昭雪的激动，但他还是试探性地说：“叶书记，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相信只要有你叶书记的支持和指导，我会拼尽全力去完成你交给我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只是我自己年龄不小了，就怕思想跟不上趟了，都快退居二线的人了。”
叶正亭手一挥：“我知道，你今年才四十九岁，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怎么就想到往回缩了，合安的国企改革搞好了，你就是最大的功臣。对于功臣，党和政府是不应该也不会忘记的。”
叶正亭的这句话等于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即郑天良只要能够完成市委交给的任务，叶正亭肯定是要给予重用和提拨的。这对郑天良来说，无异于黑暗中的阳光，绝望中的号角，他拍着胸脯说：“叶书记，我不想赌咒发誓，你就看我的行动吧！”
这个夜里，郑天良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他梦见自己在秋天的风中飞翔，天空是澄碧的蔚蓝，云在他脚下缭绕，光线穿透云雾和他的头发像梳子一样匆匆经过，他在梦里对沈汇丽说，这就是腾云驾雾。沈汇丽粘在他的怀里幸福地笑了。
第二天下午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叶正亭参加了会议但没说话，宣中阳代表县委宣布了对县领导班子分工的调整，他说：“根据工作需要，郑天良副县长分管工业和商贸，也就是抓经济的副县长，主要负责合安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工作，田来有同志分管民政局、老干部局、地震局工作。也就是这两个同志的工作对调一下，田来有同志这些年来，为我县经济腾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工作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目前合安遇到的困难也是全国遇到的困难，与田来有同志个人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必须要强调清楚。郑天良同志是人所共知的抓工业的专家，是我省最早发展乡镇企业的带头人，思路新，办法多，既有宏观经验，又有具体实践，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县委决定让郑天良同志主抓全县的经济工作，实施国企改革战略调整，是合适的也是正确的。”
宣中阳肯定田来有的话在这种时候很像是致悼词，田来有脸色青黄，一声不吭，霜打过一样表情枯萎，他闷头抽烟的形象让人想起了一个坐立不安的刚落网的嫌犯，这个比喻虽然有点损人，但很准确。
屋外秋天的树叶正在秋风的荡涤下由青变黄，很像田来有的脸色。
郑天良正襟危坐，一脸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神情，他不会也不值得得意忘形，因为他不过是回到了原来自己的位置上而已，至于说抓工业的经济副县长抵三个副县长用，他还没有体会过，最起码以前分管工业时他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不过田来有现在坐的是二点二排气量的“奥迪”，而他只坐普通“桑塔纳”，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想趁这个机会表扬一下田来有顺便再表一下态，但显然宣中阳和叶正亭都没有这个意思。简单宣布调整分工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工业区的改革方向，叶正亭只听不说，而郑天良却理直气壮地大谈叶正亭在全市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大谈全市在叶书记这个核心领导下改革的前景和目标，在谈到工业区改革的时候，他只字不提具体的方案，仍然用叶正亭的讲话精神，“没有规模大小企业之分，只有效益好坏企业之分”。其他县领导也是围绕着叶正亭的讲话精神大谈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战略，就连宣中阳在内，所有人就是不谈工业区和啤酒厂，民主党派副县长朱清润连一句话也不说，这个当初公开反对推销啤酒的中学教师专注地看报纸，就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开小差一样。叶正亭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会场，他似乎感到了什么，所以也不说工业区的改革方案与思路。整个会议务虚而空d，类似于一次毫无意义的政治学习，所有的人都在谈叶正亭的讲话精神，但所有的人都不谈实际的事情。叶正亭听得有些烦燥，眼睛经常走神，他看到窗外一棵法国梧桐树枝繁叶茂地挡住了屋内的光线，窗外漏进来的阳光支离破碎，如同一些碎玻璃片扔得到处都是。
会议临结束前，叶正亭还是忍不住发了一些抽象的火：“我知道，你们做官都做得很油滑了，一上午开的是什么会？空d无物，废话连篇，你们都信奉，会上讲的不做，会后做的不讲，我要说的是，在我任市委书记期间，会上讲的会后必须做，会上不讲的会后一律不许做，谁做了，我就撤谁的职。合安怎么办？我不给你们定调子，我让你们自己拿方案，我倒要看看你们用什么办法糊弄我。不要开口闭口谈我的什么讲话精神，会上的讲话是经过市委常委会讨论的，请你们不要往我一个人头上套。”
叶正亭讲完话的时候，宣中阳不停地抹鼻尖上的细汗，只有郑天良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