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

与名作家灵魂对话：韩少功评传选载　作者：孔见
城墙边上的童年1
如果母亲没有记错的话，韩少功出生的时间应该是1953年1月1日深夜。照说这是新年的第一个日子，街面上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是很容易记住的。选择一年的第一个日子来到人间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全世界都在庆祝你的光临。不过，考虑到是阳历的新年，中国人并不太当回事，况且韩母晚年的记忆犹如一堵斑驳的墙，能把事情记清楚实属侥幸，因此这个日子也不能全然确定。当然，生日是对是错是吉是凶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韩少功出生了，在母亲的血泊中睁开了一双细长的眼睛。他并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有什么事情等着他。也许是因为叵测的惊恐，也许是因为别的，他发出了异常嘹亮的哭喊声，这在深夜里听起来像是掉进水里的人的呼救，把夜的黑幕撕开了一条长长的裂口。大人们手忙脚乱的，他们自然不会去探究婴儿哭啼的原因，只是从夜空中裂口的深度判断他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底气相当充盈。大人通常把一个孩子的哭啼当成欢笑来对待。生产是在医院里完成的，没有人发现他的心跳脉搏比一般人要慢许多。
卸下十个月来愈益沉重的包袱，韩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丈夫韩克鲜远在千里之外的战场，生死未卜。她觉得很累，没有表示出更多的欢喜。从她肚子里掏出来的孩子已经有三个，这在当时虽不算多，但家里此时还住着一个姑姑，还有从乡下来求学的亲戚的小孩，生活全靠丈夫和姑姑的工资开销，这已经让她在菜市上颇费踌躇了，现在饭桌上又要添一双筷子，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麻烦啰唆的事情。
韩母名叫张经星，出身湖北省石门县一个大户人家，接受过西式教育，毕业于北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一度在学校里给学生上绘画课和书法课。她喜欢带着一群学生到野外写生时的那种忘情山水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后来只能以怀念的方式跟随着她。由于接二连三的生育，加上繁重的家庭劳务，她最终不得不放弃公职和自己的专业，成为一个全日制家庭主妇这并不符合她少年时代的梦想。毕竟，在同时代的女性中，具有这样学历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有如此学历而又做家庭妇女的人可就更少了。
此时此刻，韩父所在的部队正在广西莽莽苍苍的大山的旮旯里，进行艰苦的剿匪战斗。韩父出生于湖南北部的澧县，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曾经当过一阵子教师，也当过地方报纸的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国土不断沦陷，人心惶惶不安，学生也无法静下心来读圣贤之书，学校的教学难以为继，他于是投靠了在国民党军队里的老乡，在军中任职，步步提升，最高军衔直至中校。曾经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区，一度担任抗日自卫大队大队长，用在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中学到的战术与日伪军周旋，有过一些规模不算太大的战斗接触，但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可歌可泣的悲壮场面。这段历史随着他本人的殁世，已经不再为人所知。儿女们只依稀听说，他接待过周恩来叶剑英陈毅等中共将领，听过他们的讲课。
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复杂，韩父所投靠的将领在权力斗争中渐渐失势，最终离开军队改任长沙市市长。作为同一条藤上的瓜，韩父随之到长沙市政府任职。和当时的许多官员一样，除了按时上下班，他私下里还兼着做一些小生意，用攒积起来的钱在长沙城墙边上盖了一幢房子，把家小安置在其中。国内战争爆发后，执政的国民党政权人心大失，风雨飘摇。不知是像后来他所说的同情革命，还是两边下注为自己留条后路，韩父暗中积极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地下活动，成为“进步军人协会”的活跃中坚，参与“反饥饿反内战反倒退”的斗争。一些地下印刷品在他家集散。他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和人脉关系，掩护过当时湖南共产党组织的一些重要干部。其中一位姓陈的地下中###员，由于被当局通缉，就以韩母亲弟弟的身份，在他们家藏身几个月，以至于这种“姐弟关系”后来一直保持下来，两家后人至今也仍以亲戚身份来往。
1949年长沙解放，他很快就换上戎装，成为解放军的一名军官，随军南下参加西南地区的剿匪战斗。直到1954年，也就是在韩少功出生以后，他才转业地方，先后在省教育厅和省干部文化教育委员会任职。干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可能是后人不容易明白的一个机构。共产党执政之初，大量干部文化程度很低，其中不少是文盲或半文盲。执政党的急务之一，就是迅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都是他们的补课内容，韩父先后执教的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选集联共布党史，等等，更是这些处长厅长的重头课。教学一般在夜晚和周末进行，为了让这些大老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他认真细致地备课，用带有西南官话音调的普通话把每一课都讲得生动有趣，深受学员欢迎，其教学经验曾印成小册子在各地推广。虽然工作平淡，也没怎么出人头地，但他的心里还是相当庆幸。像他这样的人能为新政权接纳和信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合法的位置安身立命，甚至在年年评选先进工作者时榜上有名，就算很不错了。他原先在旧军队和旧政府里的同僚，有的在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就被判刑，那个原长沙市市长甚至被枪毙，直到韩父死后多年的20世纪80年代才平反昭雪。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城墙边上的童年2
韩少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叫他“四毛”，是一个淘气顽皮的家伙。韩家坐落在长沙经武路，紧挨着古城墙的内侧，城墙外边就是大片的棚户区，一排排用木板油毡纸茅草搭建起来的房子。四毛儿时的伙伴多数是居住在这些房子里，他们的父母或者是踩三轮车的，或者是工厂里的临时工。相对他们而言，韩家的条件显然要优越许多。韩家有当时较为罕见的阳台和门廊，有独立的前庭后院，可以种些瓜豆，养些鸡鸭。生活条件上的差别并不影响孩子们之间的往来，实际上，韩家成了孩子们聚集的地方，像一个鸽子笼，四毛还是这一带的孩子王，经常出一些歪点子让大家玩开心。中午，大人瞌睡的时候，他就带着伙伴们到处乱窜，探索一些陌生的地域，甚至做一些冒险的游戏，直到傍晚带着流血的伤口回到家里，接受母亲的一顿斥骂。有一次，他带一帮子人到郊外“打游击”，并准备在野外过夜，让家长们慌乱了一整个夜晚，直到天快亮时才找到他们，把他们一顿好骂。学校老师也赶来严加训斥。
但父亲对一切显得相当宽容。在韩少功的印象中，父亲个头中等，体态偏胖，话语不多，性格温和，与严厉的母亲相比算是一位慈父，脸上常常挂着一丝笑意。带着军旅生涯的遗习，他特别重视孩子的身体锻炼，要求他们天天晨跑，带着他们游泳，把他们赶下乡去劳动如果学校不组织这样的劳动，他就自己带着他们去。在他看来，艰苦劳动是每一个人成才的基础课。
应当说，韩少功充分享受了天真无邪的童年乐趣，身为小学生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游泳打乒乓球骑自行车以及理发，以至于他记得起的一件最为伤心的事情竟然是两只蜗牛的死亡。下雨的日子，他和伙伴们就兴奋起来，他们一伙人便到荫僻的墙根或灌木林子里逮蜗牛。这时，那些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仿佛已经灭绝的生物一下子全都活了过来，从旋壳里伸出长长的脖子来觅食。这些不长眼睛又爬得极慢的东西，很容易成为孩子们的俘虏。四毛他们把抓来的蜗牛放在饱经战火布满弹孔的长沙城墙上比赛，看谁的蜗牛跑得快。比赛中胜出的两只蜗牛被他放在厨房的水缸里饲养，每天从外面回来，四毛都要蹲在水缸边静静地看它们慢慢地爬行，进入一种忘乎所以的状态，仿佛自己就是那蜗牛。那天回来，他怎么也找不到两只心爱的蜗牛。原来是水缸里的水位太浅，母亲舀水时把可怜的蜗牛也舀到锅里，并把它们煮熟了。看着蜗牛的尸体，这个母亲怎么也打不哭的孩子竟止不住眼里的泪水。他从来都没有哭得这么惨。
1959年，韩少功刚上乐古道巷小学读书，就赶上了50年代末那场吞没千万条人命的大饥荒。据统计，全国有三四千万的人因饥荒而死去。有的人在路上恍恍惚惚地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爬不起来。饥荒的普遍性和迫切性把人的存在还原为胃的功能，把种种道德理念变得虚妄，对人性进行逼供。在我家养鸡等文章里，韩少功记下了这样的细节：
很多人饿出水肿病，胖胖的肉没有色彩，父亲便是如此，他走起路来显得有些困难。街上乞丐三五成群，并且出现了抢劫。我曾亲眼见到一个小抢劫犯呼地抢去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手中的热馒头，那人揪住他大哭大喊大打，硬要用水果刀杀了他，但他还是缩着脑袋把馒头吞下去再说。
得了水肿的父亲尽管气喘吁吁，经常头晕眼花，一坐下去就怎么也站不起来，还是把单位上照顾他的一点黄豆白面，全都分给孩子们吃。做妻子的看不过去，给他买了一个牛肉罐头，他却说留得过节时大家一起吃才香。结果等不到过节，罐头就被小偷拿走了，这让妻子愤怒无比。
为了给大家补充营养，韩母到乡下去，带回四只鸡。这些生性活泼的物种成了小少功的朋友，他经常逗得它们满院子咯咯咯咯地乱叫。然而，正当他苦于为这些小动物找食时，家里人整天议论着杀鸡的理由和鸡肉丰富的营养。尽管他一次次大哭大闹地吼着：不准杀鸡鸡还是一只只地少了。最后，只剩下一只黄母鸡。父亲断了鸡的口粮，他却从自己不足糊口的那份饭中拨给鸡吃。终于，有一天放学回家，他闻到了肉香却听不见鸡叫，于是放声大哭。几块鸡肉被夹到他碗里，一餐又一餐，热了一次又一次，他还是没有去碰它。对弱势生命的关爱，使他的身上有了一些超出人道主义的情感。饥荒年代的这段记忆，在韩少功的心里刻下了一条唯物主义的原则：人必须有饭吃，有衣服穿，然后才可以谈别的，包括艺术的优雅和道德的崇高。电子书分享平台
城墙边上的童年3
那个时代，大人都很辛劳，家里的孩子也多，除非生病，否则孩子很难得到父母的照顾和关注，至于栽培，那是十分有限的。尽管如此，有空的时候，母亲还是教她的幼子写写毛笔字她的毛笔字着实写得漂亮，毕竟是美术科班出身。在母亲的指导下，韩少功临摹过一些碑帖，特别是清代书法家钱南园的作品。也许是希望孩子受到一些英雄好汉的影响，父亲要求他们看水浒三国，不许他们看红楼梦，怕他们受到封建贵族脂粉生活的熏染。出于对风云变幻荫晴不定的政治生活的恐惧，父亲要求他们一定把数理知识学好，将来凭专业技能在社会上立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当然，父亲总是忙忙碌碌，心事很重，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谨小慎微地过着心惊肉跳的生活，给孩子关怀是相当有限的，以至于在回忆起父亲时，韩少功说：“父亲给我的印象不太深，因为他死时，我才十三四岁。”他只记得起一些零碎的片段。有一次，因为愤恨父亲没有带他们去游泳，姐弟们乘他午睡的时候在他头上扎了个小辫子，还挂了条草须。父亲迷迷糊糊醒来便出门上班去了。还有一次，父亲骑单车回家时摔了一跤，右脚被瓷片割破，血流如注，躺倒在地上，路上有许多人在围观，其中就有他的大儿子。当儿子发现是自己父亲时，却不知为何悄悄地退出去走了。这让父亲十分伤心，对母亲说：“没名堂，这没天良的，他就自己走了”但他仍然对儿子宠爱有加，与客人谈话时总有意无意地提到儿子作文得奖什么的。
在一篇题为那年的高墙的短文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这个叫四毛的男孩对人性的惊奇：
爷爷的夏夜里有一堵高墙，布满了青苔，一颗颗流星都落到墙那边去，那边偶尔飘来一种怪好听的声音琴声。那边有一个疯子。有一次疯子从墙上冒出长长的头发，尖声地笑，挥着一条女人的毛巾，“阿毛，拿洋火来”
四毛被吓坏了。于是父亲非常生气，拿来竹篙和菜刀把疯子轰下去了。
父亲最瞧不起墙后的这一家。有一次四毛问他们姓什么，父亲就说是“屙吃困，剥削阶级都是屙吃困。”还朝那边横了一眼：“哼，当小老婆的，还摆什么剥削阶级臭架子，还有怀娥铃手提琴呢。”
疯子被送走后，墙那边静得奇怪，四毛怀疑那边的人已死了很久很久。他有一次挖蚁窝，在墙基上挖出一条缝，从缝里看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小院，有夹竹桃，一团团粉红色拥护着。“我看见了一位陌生的姐姐，大概十五六岁，正在洗澡。她辫子盘在头上，全身白净如刚剖开的藕，突出的乳头轻轻跳动着，光滑的两条大腿之间，则有黑色的须毛。我大吃一惊”
尽管有过一个时段的饥饿体验，韩少功的童年还算得上阳光灿烂。在学校，他学业成绩十分优秀，品行方面的表现也相当良好。家里的墙壁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奖状，看起来十分斑斓。他还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大队干部，每天早晨穿着三条杠杠的制服在操场上领队做操，威风凛凛。大约是1963年的时候，全国推行“阶级路线”，韩父的军功章和诸多奖状并不能抵消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历史污点”，在台湾的亲戚关系也构成疑点，其政治前途日渐渺茫。不仅如此，韩少功肩膀上的三条横杠也被摘了下去，作为班干部的各种职位被相继免去。他心里的阳光开始黯淡，但对人世的警觉却过早惊醒。这种变故让他感到压抑，他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也不怎么爱说话，只是把更多心思投入到书本中去。比较而言，韩少功理科的成绩要比文科好出许多，特别是数学和物理，是他兴趣最浓的领域，以至于他刚进初一，数学自修已完成初三课程，参加任何级别的数学竞赛，都只需一半时间就能斩获高分，自己动手制作的晶体管收音机也具有越来越高的技术含量。他最向往的人物也是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样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如果不是后来命运的变故，他应该成为这一类人物这是他1966年以前心里酝酿着的梦想。后来，荫错阳差，他成了一名有成就的作家，那完全是命运的过错。
残酷的成人礼1
1966年9月底的一天，韩少功和他的中学同学结束了支农，兴冲冲地从乡下回来，一推开家门，发现家里的一切都变了。来了一些陌生人，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原来是父亲不见了，消失于1966年9月27日的这一天。他跟妻子说他去理发，拿着四毛钱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来。办公室的抽屉里留下极其简明的遗书，说他有罪，是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罪人，希望家属子女都与他决裂，永远忠于革命和人民。单位和公安局的人都在四处寻找。由于死不见尸，有人怀疑他叛国外逃，到日本美国或什么地方去了。这种怀疑现在来看有些怪异，但在当时却顺理成章：他不是一直活得很爽朗的吗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机关里出现了针对他的大字报浪潮，其组织周密的程度一望可知。抓叛逃，抓特务，抓反革命，此时的运动近乎狂热。韩父因其国民党时代的军阶，无法幸免于难。他不是机关里第一个祭品，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安然无扰，这已属万幸。但类似古代河伯娶妻的故事，运动不能没有牺牲，尤其是在一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凡运动都得有成果，否则就无法向上级交代，大家就无法平安度日。因此，他可能心里早就明白，按照这样的速度升级和排队，很快就该轮到他了。在广播里越来越嘹亮的革命口号声中，他可能早已内心战栗，早已暗中安排。
区别可能只在于，他不愿意像其他受难者一样戴高帽或者蹲监狱。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免辱的唯一办法就是抢先结束自己，让那些快意的侮辱者扑空。
就在此事发生前不久，有一天半夜时分，十三岁的韩少功被背上痒痒的舒服感挠醒，他发现父亲正轻轻地抚摩自己光滑的脊背，细心地剔除他皮肤上晒脱的皮屑，对母亲说：“毛他真是长大了，十三岁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红薯了。一百二十斤红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韩少功有些惊异，平时离他远远的父亲，为何做出这样的举动。他并不明白，父子间这一从未有过的亲昵行为是一种不祥的预示。
当存在的压力增强到一定阀度时，生命本身就变得很轻了。尽管韩少功曾提到父亲为人谨慎，如政治风暴中的一只惊弓之鸟，但韩父在处理自己生命的问题上却相当果断，而且出手非常及时，显示了一个曾经从军赴战者的应有风范。后来发生的事情甚至证明他做得还很明智：先下手为强，让“挖黑”的线索在他这里中断，自己不必违心地揭发他人，这样以短痛结束长痛，也减少了家人可能受到的惊扰，与家人撇清了关系。打完了这一场阻击战，他把自己抛入湘江冰凉的水流，像投掷一块石头那样。
怀疑使尸体的寻找变得十分迫切，周围警觉的目光让他们感觉到，父亲活着不会比死去更好。为了证明不是一起反革命的金蝉脱壳之计，就必须确定他的死亡。母亲带上姑姑不断扩大寻访打探的范围。二十多天后，终于在湘江下游十几公里处，找到了一具中年男尸，已经面目全非了。从尸体残存的某些线条和身上穿的衣服鞋子，母亲认定他就是自己的丈夫。但韩少功似乎很难在感情上认同这个结局，于是父亲的死活似乎成了心里的疑案。在1993年发表的小说鞋癖里，他就做这样的想象：父亲还活着，活在另一个神秘的所在，并且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家人。这是作为儿子的他最能够接受的一种可能，这样的安排有一种悲悯让人感动。
父亲之死，断绝了韩家的经济来源，使韩家进入一个经济上十分困苦的时期。两个姐姐一个在大学读书，一个在农场劳动，哥哥则是劳动大学的新生，只有十三岁的韩少功陪伴着恓惶不安的母亲。一夜之间，落在他们母子身上的目光有了惊人的变化，显得寒凉彻骨。同一单位院子里的有的邻居，甚至不齿于与这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家庭为伍，串通起来要把这一家人驱逐出去。少年韩少功真切地体会到世态炎凉，但他并没有因此绝望，或乱了方寸。为了安慰悲伤的母亲，他搬进母亲的房间，与她睡在一起，把她冰凉的双脚紧紧抱在自己怀里，直到她的鼾声响起。为了应付生活上的困窘，做菜的时候他们多放些盐少放些油，还把一个房间退掉。他意识到书是不能再读下去了，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来维持家里的生计。尽管相好的同学都觉得他这么好的成绩放弃学业太可惜了，但他还是到学校向班主任提出退学申请，并且立即得到批准。尽管这时的他心里怕见同学，怕见任何熟人，专拣僻静的小巷行走，但还是决心要找一份工作来支撑家庭。他开始沿着一条条街道满长沙城去找工作，走进工厂办公室和车间，问人家有没有事情可以让他干。他还找到儿时的邻居，找到住在棚户区的小伙伴们的家长。他们很热情地带着他四处打探，但都没有结果。看他稚气而单薄的样子，大人们一再摇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够工作。　小说上传分享
残酷的成人礼2
其实，那时许多工厂已经停工了。
母亲觉得在城市里已经没有他们母子的位置，便想到去农场投靠自己十五岁的二女儿。心想当一个体面的城市人不行，当一个农民总是可以的。可当他们变卖家当，挤着闷罐子车来到女儿所在的农场时，农场的领导却要求女儿与家庭决裂，划清界限。于是他们又得返回让他们心悸的噩梦般的长沙。四十年后的一个秋夜，韩少功从迷糊的梦中醒来，还会回想起这段难过的日子。山南水北中有秋夜梦醒一章，叙述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时父亲死于迫害，全家一夜之间沦为政治贱民。母亲要我在初中办理退学，带上我去投奔乡下亲戚。一辆破破烂烂的长途汽车上，母亲病了，大呕大吐，面色苍白，还抽搐和昏迷。一个才十三岁的少年，面对这样的病人完全手足无措。幸好有一位同车的军人从人群里挤过来，给母亲灌水和喂药，到了汽车站，还一肩挑起我们乱七八糟的行李，把我们送到小旅店。他请来医生给母亲打针，一直等到母亲清醒和病情缓解，一直等到我们与亲戚通上长途电话，才在深夜离去。
我母亲后来经常念叨这位军人。我知道，母亲当时已落入绝望的旋涡几近灭顶，如果没有这一束微光的投照，她很难恢复希望。
我们在乡下没有得到收留，走投无路之际还是只得返城，回到了高音喇叭喧嚣着恐怖和狂热的老地方。我们适应着父亲背影失去后的岁月，守着小屋里宁静简朴清洁的每一刻，母子俩相依为命。为了让母亲高兴一点，我每天黄昏拉着她出去散步，走到很远的街道，很远的广场，很远的河岸和码头我们真希望能在陌生人群里永远走下去，避开机关院子里那些敌视和轻蔑的目光。我就是在那时突然长大，成了一家之长，替父亲担起责任，替离家求学的哥哥姐姐担起责任，日夜守护着多病的母亲。在没有任何亲人知道的情况下，我试图去工厂打工。在没有任何亲人知道的情况下，我准备了铁锤和螺丝刀，在一家电影院门前偷偷踩点事情只能这样，既然没有人接受我打工，我就必须做点别的什么，比方说撬一辆脚踏车再把它卖掉。
我已经好几次在心里预演撬车的过程，已经预演得自己胸口不再乱跳。我相信自己一定成功。接下来，母亲发愁的米钱和豆腐钱就会有了。
这是那个窗外蝉鸣不断的夏天。
过于漫长的夏天今天重入梦境。我梦见了当年自己内心最为隐秘的一角，醒来后听窗外蛙鸣，看一只闯进了家里的萤虫闪烁飞绕，确认母亲已不在床头。
很多人并不知道你此刻的想念。陆，一位小学时代的女同学，与你并没有太多来往，同学一场也许只交换过十几句话，然后是分别进了各自的中学。仅仅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路上相遇，她得知了你家的故事。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竟只身来到机关院子里，提一桶糨糊夹一卷纸，贴了满满一墙的标语，向迫害者们发出抗议和恫吓。对方不明底细，慌了手脚，害怕社会群体的介入，对我家的气焰大为收敛。不仅逼我们搬家的事不再提起，遗属津贴卡也很快办了下来。还有一位朱，隔壁大院里的高中生，那个时代多见的红卫兵理论家，谈起哲学总是口若悬河。大同学们不大崇拜他，小同学们便成为他重点培养的对象。他同情你的遭遇，总是一只手臂挽住你的肩膀，教你刻钢板，教你使用油印机，教你查阅辞海和辞源，叮嘱你一定要复学上课。他的热情说教使你获得了意外的尊重，鼓励，启发，还有兄长式的关切。你读他的诗集手抄本，借阅他藏在床垫下的小册子普希金和杰克伦敦，在去北京的火车上听他像革命教父一样慷慨陈词他对中央委员们的情况了如指掌。老实说，他那些理论现在看来委实可笑，但那正是你启蒙的开始。
荫暗的岁月也是灿烂的岁月。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大事，但如果没有他们，包括那位不知名的军人，你就不可能走出昨天。你是他们密切合作的一个后果，是他们互相配合依次接应协同掩护之下的成功获救者，是一名越狱的逃犯，逃入自由和光明。
三十多年过去，那位不知名的军人眼下不知身在何处。小学女同学倒还能找到她在工厂下岗，做一点酒生意很可能贩假酒。隔壁院里的大同学也能找到他当过厂长，最终成了贪污犯，刚受到处分据说正沉溺于赌博。他们在路上遇到你的时候，已经认不出你是谁；即使认出了，即使聊上几句，也大多吞吞吐吐言不及义。
你很想向他们说说往事，但一遇到他们的目光就只能闭嘴。你的疯人呓语没有听众。你藏在心底的逃犯故事乏味烦人。他们不爱听这个。他们最愿意谈谈麻将和彩票，谈谈三流电视节目。
你从麻将喧哗的房间里退了出来。
上帝已经改头换面，已经失踪。但你知道上帝曾经到场，把你接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命运，通过众多不期而遇而又不期而失的面孔，向你投递了一个充满蝉鸣和绿荫的夏天如同一封难解的密旨。你应该明白，你之所以在三十年后要回到家乡，之所以要在这样一个山村的深夜里失眠，最重要的理由，也许就是要重逢那一个夏天。
将来还会有夏天，还会有蝉鸣和绿荫，还会有阳光下的行人，但我们将在那个世界里缺席，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将来的欢喜或忧愁，和平或战争，富裕或贫困，正义或不义，似乎也与我们没有关系。对不起，我们即将互相忘记。对不起。我们即将互相丢失。我们免不了也会改头换面，最终松开对方的手。
在找工作一再碰壁看来很难有什么结果的情况下，韩少功鼓起勇气登门造访父亲生前所在单位的领导。此时情况也有些变化，昨天的迫害者眼下也遭受运动的冲击，这位领导自己也在写检讨。他表现得特别客气，以对待大人的态度来接待韩少功，一再热情地请他入座，给他泡上热茶，谈到他父亲一事时还偷偷拭泪。韩少功谈了家里目前的困难情况，要求单位对父亲的死给一个明确结论，并按政策给予应有的生活补助。领导满口答应，说他会尽快召###议讨论。
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经过层层研究和报批，父亲的问题被含混地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但诸多政治疑点尚未得到明确说法，据说要等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但这一条已经管用：按照干部管理有关政策，韩家可继续居住机关宿舍，政府还给他母亲补助抚恤金每月十二元钱，未满十八岁的子女也可获得此项生活补助。这些许的恩惠，无异于寒冬里投下的一束暖阳，缓解了一家人的生存危机。
父亲逝世，迫使韩少功在心理上断乳，弃学寻找工作等一系列行动，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早熟的男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独自站立起来。
血色的早晨1
有了父亲原所在单位支付的生活补贴，韩少功回到长沙第七中学继续学业。但此时学校里红色浪潮日益高涨，老师们大多成了牛鬼蛇神。长沙城里的革命并不因为像韩少功父亲这样的敌人自我歼灭而停止，因为当权的走资派还未被打倒，群众组织之间的纷争更是高烧不退。大字报批判会等形式的文斗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舌与笔的文斗升级为血与火的武斗。红卫兵分成几个不同的派别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占据了各自的教学楼，从军需仓库那里抢来五四手枪和五六式步枪苏式骑枪驳壳枪手榴弹甚至高射机枪，把对立派当做敌人来加以防范或打击，城里经常可闻枪炮声，很多单位的大门口有碉堡和铁丝网。
年纪尚少的韩少功属于红卫兵中的温和造反派，也是学校里的主流派，在对“保皇派”和“极左派”的两面应战中逐渐壮大。他跟着高年级同学学会了打靶和投弹，但作为兵团宣传部的主笔，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起草各种相当于“社论”级别的重要文章，还常常提着糨糊桶上街刷标语，操起铁笔和钢板刻写蜡纸，编写油印小报。他蜡纸刻写技术越来越出色，不仅使油印小报十分美观，广获赞誉，而且还能用蜡纸和红油墨伪造公章，几可乱真。凭着这种立等可取的假公章，一些同学居然可以顺利地到火车站取到内部专用票，到北京或广州玩耍。
主流派控制了学校里封闭多时的图书馆。这使他们可以擅自启封，破窗而入，自由择书，一袋袋地背回寝室去饱读。普希金巴尔扎克巴金叶圣陶杰克伦敦莫泊桑海明威柯切托夫等就是在这时候进入韩少功的视野。布哈林托洛茨基斯大林铁托等，也常常成为学生们深夜争论的话题。一个表面上文化封禁十分厉害的时代，对于这些中学生来说却是阅读十分自由的时代至少比“文革”之前要自由得多。这当然是一例奇怪的现象。父亲之死也并未使韩家兄弟姐妹丧失精神的支撑，作为父亲这个角色所具有的强大坚定和明确的目标等属性，在如火如荼的革命精神中并不缺少。况且姐弟四人当时都是没有世俗个人利益计较的乌托邦追求者。斗争如此火热，前途如此光明，死一个人实在算不了什么。何况所有红卫兵战友都认为韩家父亲之死是一大冤案，都将其视为“走资派”专制下的罪恶，这使韩少功倍觉温暖，也在革命旗帜下看到了个人和家庭的希望。
1967年夏日的一天，韩少功回家时经过一片街区，遇上了一场混乱枪战。一粒黄色的子弹命中了他，在大腿上钻出了两个洞，鲜血喷涌而出，把短裤和鞋子都浸透了。这是一颗极其肤浅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愚蠢的子弹，它留下的疤痕虽大却不值得炫耀。扣扳机的人所瞄准的目标不是他，他也不是冒着这颗子弹的威胁去占领某个高地。然而，这子弹的意义正在于它的偶然性盲目性和愚不可及性，它剖示了生命的本质无辜。如果当年这颗子弹夺去了韩的生命，就不会有后来许多的事情，顶多只是留下一个无解的哑谜。不过那时的武斗者并不特别下流，躲入民房的韩少功事后居然被他们找到，送入了医院。他发现这个医院已成了战地专用医院，一批批武斗受伤者被送到这里，其中有些重伤员是军人用直升机从远方送来的。医生们在冲锋枪和手枪的威逼之下做手术，一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慰问伤员的文艺演出则在血迹零乱的病室里进行。
架着拐杖的韩少功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慰问，收到了牛肉罐头水果和大红花。使他震惊的是，一个个抢救无效的青年则被蒙上白布，送入太平间。
“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泛滥，是一场民族的浩劫，这在史书上似乎已有定论。但它的发生绝非偶然，它对中国社会人心的影响是复杂的。不然，它如何能激动了那么多中国知识青年的心灵，使他们全都成了毛主席的“红卫兵”极“左”路线绝非自“文革”开始，“文化大革命”激动人心的一个原因，是它以一个新的极“左”路线冲击一种已成定局的极“左”路线，使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各种被压抑的社会心理能量得到释放。这种对现实的不满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存在，只是不是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得到释放。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文革”的意义是复杂的，各种社会身份的人都想通过这场运动，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参加运动的不同教养不同观念的人，也自然而然地赋予革命口号和革命行动以特别的意义。在后来出版的韩少功王尧对话录中，韩少功还提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很多知识分子，也站出来造反。在长沙，由他们组成的黑鬼军团名噪一时。他们认为，“反右”是“十七年黑线”的一部分，希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他们平反。　小说上传分享
血色的早晨2
缺乏体制内民意表达的日常机制，势必导致不良社会心理能量的积蓄。然而，民意的表达一旦煽动成为一场政治风暴，升级到突破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程度，就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无政府主义，代价的惨重也将难以避免。“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青年红卫兵的政治狂欢，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一旗号下，他们分成不同的派别展开激烈的对抗，与青春相伴的愤怒和反叛的情绪冲动得以以一种极度喧嚣亢奋和无上荣光的方式喷发出来，令他们陶醉不已。于是，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和异议被无限升级成为武装斗争和人身消灭，不顾及一切可能的后果。老红卫兵韩少功回忆起当年挂上“红卫兵”袖章时的激动时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我的一次思想解放，因为，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明白秩序是可以打破的，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只能服从；另外，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各种思潮，真正打开了视界。过去，一个党员一个党支部书记，你是不敢与他对抗的。忽然一夜之间，一个省委书记一个国家主席都可以打倒了，这似乎给了民众一种解放感，一个莫名的希望，好像一切不合理的都可以得到改变。当时虽然不能反对领袖的思想，但有解释领袖思想的自由，比方说你那一套毛泽东思想是假，我讲的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在1968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之前，学校处于无政府的学生自治状态。学生们也自发下厂和下乡劳动，但更多的精力耗费于派性争斗。两派之间的争吵和扑打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对立派的学生前来偷袭，往楼上扔手榴弹，不料手榴弹被楼道栏杆挡住，没有炸到栏杆边的韩少功，落下楼来爆炸，在地板上炸出大坑。把浑然不觉的韩少功吓一大跳。
其余的时间则用来玩耍和读书，包括部分青年学生中蔚然成风的大读马列。国际共运思潮让人半通不懂，但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和古巴的切格瓦纳就像多年以后的歌星“四大天王”，成了激进学生们的偶像。这两个人，一个右派，一个是“左”派，但他们共同的继续革命热忱鼓舞了韩少功的同时代人。他们觉得新时代就要出现，人类历史将在中国翻开崭新的一页，能生逢革命真正的无限光荣。他们热血沸腾，一遍遍唱着国际歌，感到自己负载着沉重的历史使命。一封由韩少功起草的信就在此时发出，寄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首长。二十几个湖南的中学生在信中陈词恳切，强烈要求到新疆参加最艰苦的劳动，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奉献青春这一次浪漫的远行几乎成功，只是因为后来省知青办坚决卡下有关手续，才令人遗憾地功亏一篑。
但韩少功从不怀疑革命是人间正道。在当时湖南省会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当中，劳动是一大人生光环，凡是因怕苦而逃避下乡的同学，在一般情况下都要受到蔑视。学习也是一大人生光环，如果谁不能在哲学文学科学音乐美术体育等方面表现一技之长，在一般情况下也会受到嘲笑。独立与反叛更是一大人生光环，以至于长沙市一中学生杨曦光后更名杨小凯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被康生点名，不幸获刑十年，立即被韩少功及很多战友暗暗视为英雄尽管他们对杨曦光“重新建党建军建国”的激进观点并不完全赞同。韩少功与杨曦光之间的个人情谊也长期保持，一直到几十年后杨曦光以著名经济学家和基督教徒的身份病逝异国。
像杨曦光及其他少年思想家那样，韩少功也迷上了社会和政治，找母亲要来当时堪称大钱的十二元，买回一套四卷本列宁选集，通读之下做了几本厚厚的笔记。马克思毛泽东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同样让他兴奋不已。他和一些同学的文风甚至也统统有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论辩味道。马克思把人道主义的精神延伸到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身上，要在地球上消灭剥削和压迫，这种不无宗教理想色彩的平等观念，在韩少功内心产生了强烈共鸣。他跟大学生和高中生一样胸怀世界，时刻等待着召唤，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
因为家人受到过政治迫害，韩少功厌恶部分红卫兵的乱打乱斗。他参加的组织属于红卫兵第二代，其中不少骨干分子也出自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家庭。当他们掌握学校自治大权的时候，校园秩序曾得到有限恢复，个别擅自对老师施暴的红卫兵，甚至受到警告公示和清退除名的处分。但整个红卫兵文化仍然充满着专制性与暴力性，他们看起来极端民主的激情行动，很难说不是以一种独断和专横来取代另一种独断专横，以一种暴力来取代另一种暴力，他们既不打算以下级服从上级，也不打算以少数服从多数。军宣队和工宣队的相继进驻学校并不能改变这一点。大字报和高音喇叭仍旧让很多老师如惊弓之鸟，根本不讲道理的批斗会也不时奉命举行。更重要的是，对立派别之间的仇怨无法化解。韩少功后来在完美的假定中对此有清晰的记忆：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参加过很多下厂下乡的义务劳动，向最穷的农民捐钱，培养自己的革命感情。但为了在谁最“革命”的问题上争个水落石出，同学中的两派可以互相抡大棒扔手榴弹，可以把住进了医院的伤员再拖出来痛打。我还记得，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我被众多的亲人和熟人疏远。我后来也同样对很多有政治问题的人或者父母有政治问题的人，小心地保持疏远，甚至积极参与对他们的监视和批斗无论他们怎样帮助过我，善待过我。
正是那一段段经历，留下了我对人性最初的痛感。
汨罗江之夜1
韩少功在长沙七中实实在在只读了一年书，初二到初三都是在革命中度过。到了1968年，城市里狂风骇浪般的群众运动已经退潮，大街上大字报和标语也少了许多。走在废纸飞扬的街面上，脚步声显得空洞，他觉得在城里再待下去实在已没什么意思，应该走进社会生活的前沿去实践理想。
此时，原先带有减轻城市负担的劳动力安置行动，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意义：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是，随着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一声号召，上山下乡实际上成了红卫兵卸装退场的结局，只不过是还算体面的结局。哥哥和二姐都已下乡插队，韩少功的红卫兵战友也一车车奔赴远方，差不多都走光了。于是，他也主动要求下乡，尽管他的年龄不到政策规定的十六岁，但负责管理学校事务的工宣队还是欣然同意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事情。
他追上了那些先行的同学，落户在湖南省汨罗县天井公社茶场。
汨罗县是半湖半山的地区，日月从山那边升起，往湖那边坠落。两千多年前，这个地方叫罗子国。伟大的诗人楚国大夫屈原因政治上的失意，抱着一块石头自沉于此。“当地人的有些风俗，特别是方言，还能与楚辞挂上钩的，比如当地人把站立或栖立说为集，这与离骚中欲远集而无所止极吻合。”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如今，汨罗江的水依然如三千年前那样清澈，水中飘动的游鱼不难目睹。农民也在延续着屈原时代的劳作，生活简单而贫穷。韩少功长达六年的农村生活就在这里展开。密集的狗吠迎接了这些城里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怀着继续革命矢志不移的豪情到这个穷乡僻壤，丝毫没有被流放受迫害的感觉。他们认为革命在城市里已经夭折，革命成果被一帮“革委会”的新贵篡夺。因此，他们要像当年的毛泽东那样，到农村来发动农民闹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和大量的马列著作，还有铁流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文学名著，还有各种乐器以及篮球和杠铃，甚至还有打完了子弹的私藏手枪这支惹祸的枪后来曾让韩少功的几位朋友受到禁闭审查，其故事出现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
汨罗地区景色的秀美和乡下生活的简陋辛苦同样让他们惊讶。农民家里贫穷如洗，像是刚被土匪劫掠过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当，一年到头的早出晚归，最终能维持起码的温饱就算不错，“有的甚至劳动一年还要赔钱，饥荒惨不忍睹”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农村生活迎接他们的首先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和清苦的饮食，特别是在茶场的三年三年后他转到天井公社长岭大队。从日出到日落，一天十几个小时连续不断的重活，开荒垦殖，挖沟挑土，把人累得发疯，累得脑子里一片苍白，身体完全被掏空，“身体各个器官各行其是”，似乎和自己脱离了关系。有一次回到宿舍以后一连抽上七根烟还回不过神来。睡到第二天早上，韩少功发现自己一身泥巴，全都让体温烘干了。再一看，发现夜里帐子也没挂，自己身上被蚊子咬出了很多红包。还有一次，他吃着吃着，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他的肚子一共塞下近两斤米饭，还觉得是空空的。就这样，满满一个劳动日才能挣十几分工，价值八分钱或者一角多钱。到年终决算，除去八百斤粮食的收入，如果每人还能有三四十块钱的现金结余，就已经算是大富翁了。
黄豆咸水汤是唯一菜蔬，一吃就是两个月。这时候，最美妙的事物就是白生生的猪肉，在知青们的想象中流油，引起他们一次次回味往日的口福，回味各种久违的节宴和点心。有一次，他们在地里挖回一点野菜，打了一锅汤，竟引起大家拼命的争夺。
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熔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耙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痂，老伤叠上新伤。但衣着褴褛的青年早已习惯。朝伤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我们的心身还可一分为二：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一边是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一边是身子还在自动前行，靠着脚趾碰触路边的青草，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如同一具无魂的游尸。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去的时候，一声大叫，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猛醒，发觉眼前的草丛和淤泥。
汨罗江之夜2
这是韩少功后来在山南水北中对当年知青生活的一段回忆。尽管如此，很多知青的革命热忱并没有减少。一个知青学习小组在韩少功的倡导下成立，一个农民夜校也办起来了，其油印教材由韩少功编写，并自掏腰包印刷成册，发放到农民手中。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特权，如此深奥的内容居然成了夜校教学主题。韩少功亲自担任教员，向农民演讲，但是效果很差。农民只是想来识字，对发生在十几里以外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兴趣。基层干部对外国名字更是疑窦丛生，连“马克思”听上去也有作乱之嫌。终于，一张抨击茶场某领导多吃多占的大字报，使夜校终遭打击和夭折。“我曾经真心想为农民争利益，没想到他们向干部揭发我。我贴大字报，反对农村官僚权势，农民出卖了我。”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农民们不过是认为，这个城里来的年轻人虽然说得在理，但他闹完了拍拍屁股就会走，而他们祖祖辈辈都要在这里生活下去，都是乡亲邻里，怎么能把关系搞得那么僵
对于韩少功这个少年书生来说，现实逐渐露出了严峻和坚硬的面容。别说“农村包围城市”，就连反对农村一个小官僚，也是鸡蛋碰石头。当他从公社“隔离审查”回来之后，农民都躲开这个敏感人物，很多知青伙伴也注意与他保持距离。他后来对同志们断言：对农民根本不能抱以希望，只有知识分子才是历史的火车头当时他正与湖南靖县沅江县等地的青年同道暗中打交道，甚至与广东广西等地的异端分子拉上关系，打算共同组建一个地下团体。
正是在韩少功的倡议下，他们决定向一系列知识领域发起进攻，用他们的话来说，“一定要混进知识分子队伍”。
茶场里的学习小组不久就成鸟兽散。知青们开始厌恶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劳作，装病请假，外出盲流，找干部拉关系，总之逃离就是一切。汨罗江上那片冰凉的月色，已不再能激发出浪漫诗情，只能唤醒肉体劳累和精神失望的双重痛苦。特别是自1969年第一次招工之后，一批批的知青回城了，当工人了，领薪水了。大家的境遇迅速分化，不能不使留下来的伙伴内心惶惶。原以为大家要在这里共同生活一辈子，没想到人生还有变数，社会等级分明，多赚钱是硬道理，革命大话当不得饭吃。每个人都从集体主义幻想退回到自己本身，开始认真考虑生活出路。很多人突然成熟和世故，学会了相互之间争夺机会的明争暗斗，甚至学会了向领导送礼品或者抛媚眼。自然，首先被招工的知青是那些家庭背景好的，或是与领导们关系好的，有特殊才能的也比较容易被招工单位看中。
知青们情绪颓落使韩少功十分灰心，伙伴们一批批离去也让他不无悲愁。他能一个人坚持到最后吗
当一个知识分子的念头，就是在这个时候浮现。这里既有受挫乡村之后的理想调整，也有个人生计的庸常考虑虽然流产的乌托邦仍残留在他内心深处，成为一个没有完成的梦，一朵没有结果的花。虫声四起的夜晚，他常常独自一人在房子外面的空地里拉小提琴，直到月明星稀，寒露侵衣。
1972年春，他与另外五位知青奉命转点至长岭大队，任务是带动那里的农村文艺宣传活动，使之成为地县两级的基层文化工作典型。在这个新的知青户中，有一位女的叫梁预立，比韩少功高一年级，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他们的恋爱也许早了一点，但作为政治乌托邦破灭以后的替代，人伦感情的乌托邦建立了。长岭的夜晚蛇特别多，这些花花绿绿的诱惑者走进了伊甸园。于是，汨罗江流淌的不再是英雄的热血，而是少女的秋波；江上的月亮盈亏也代表着生理骚动的周期。
但韩少功与梁对双方关系十分克制。梁是舞台上的演员，韩是后台乐手，两人在公开场合并不怎么说话。当梁调到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以后，两人居地虽然相隔只有几百米，但一个星期也只见上一面这是他们的约定。因为韩少功新的计划正在展开，宝贵的工余时间需要交给读书和写作。一盏没有灯罩的油灯经常亮到深夜，灯烟滚滚之下，他第二天早上起来，常常发现自己的鼻孔已被油烟熏黑，脸上也黑花花的。当他们见面时，梁听他的读书心得，看他的习作草稿，也了解他的各种胆大妄为，包括与外地诸多异端青年的秘密交往。梁当然知道前面可能的政治危险，也许杨曦光就是明显的前车之鉴。但她并没有在爱情面前表现出犹豫和退怯，这使韩少功十分感激。电子书分享平台
汨罗江之夜3
困在山旮旯里，既不能考大学，也不能进工厂，理工科知识派不上用场，就只好读点文学书籍。“当时没有其他的书可看，我自己抄了三大本唐诗宋词”一批作为“内部读物”的黄皮书，长篇小说落角你到底要什么什么的，成了青年们私下传阅的宝贝。有时候，韩少功为了借一本书，可以翻山越岭，走上几十里山路。浩然，赵树理，周立波，王汶石，杜鹏程，马烽，等等，都是他油灯下的启蒙之师。柯切托夫，高尔基，普希金，法捷耶夫，契诃夫，艾特玛托夫，海明威，等等，更让他整夜整夜地激动。有些书经过无数次的传阅，已经翻烂了，没有书名和目录，他看了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书，直到多年以后买回来，才发现这本书自己早已看过。
他的小件文学作品开始在汨罗县和岳阳地区的文艺杂志上发表，被点名去省里参加过两次创作培训班以后，乡村干部开始对这个姓韩的刮目相看。他成了公社文化站的半脱产辅导员，从此有了更多伏案的时间。也就在此时，他结识了汨罗县两大秀才，一是知青作家黄新心，一是文化局干部老牌大学毕业生胡锡龙。用韩少功的话来说，他的语法和逻辑知识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农民作家甘征文，则使韩少功对乡土生活更加博闻广识。因为频繁到省城出差，他此时还结交了更多文友，包括后来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莫应丰，后来成为导演或经济学家的一些能人，包括贺梦凡张新奇贝兴亚，等等。这是一个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文学小圈子，结束政治极权是他们的共同心声。莫应丰写作“反书”，以将军吟公开指控“文革”，就是在这些朋友的支持下秘密开始。在“林彪事件”以后，他们的思想摸索更为自信，几乎顾不上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