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
第14部分阅读
烈建议她应该离开华盛顿。虽然知道特里普就是泄露凯瑟琳威利的源头，还有她突然的举止变化，这些都让莫妮卡有点不安，但是她依然相信她，依赖她。如果有先见之明，莫妮卡或许那时应该质问特里普什么是真正的友情，不过忠诚是莫妮卡最主要的性格之一，她做不出那样的事来。
特里普建议她，给白宫里的总统和贝蒂寄东西时，可以通过更便宜有效的快递公司，莫妮卡以为这不过是友情又一次的流露。其实，特里普又一次在堆砌的笑容背后暗地使坏。她推荐的公司属于戈德伯格家族，他们后来给迈克尔伊斯科夫提供收据及其他文件，这成为莫妮卡和总统亲密关系的铁证。
然而，一些零碎的迹象提醒着莫妮卡。她开始和特里普不断争吵，后者好像有意挑起争端，然后暴跳如雷。莫妮卡有时惊骇于她的所作所为，“这时我可以看出她是如何睚眦必报之人。”她回忆说：“因此我就拍她马屁，我担心她可能会将那个关系公之于众。我真正害怕的是，如果那事发生了，那么总统就知道我把我们的恋爱故事告诉了别人。”
莫妮卡陷入了这个痛苦的问题，脑子里开始盘算对付“最坏可能”的计划。如果特里普真的把事情曝光，莫妮卡决定自己去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一口否决特里普的说法。如果需要，她甚至会说是她自己编造了和总统的所有绯闻，去接受公众随之而来的辱骂和嘲讽。
在莫妮卡的鼓励下，这一年特里普的长期减肥计划非常成功，她的体重明显下降，可以穿上莫妮卡几件偏大的衣服了。因此，为了庆祝，莫妮卡在9月邀请特里普去她的水门公寓，从她所谓的“肥衫衣橱”里挑几件衣服。当她们打开衣橱，挑选合适的衣服，莫妮卡向朋友展示了那件现在已然臭名昭著的沾染j液的蓝色衣服。
她根本不像有些说法那样，把保存的那件衣服当作战利品或证据，只是自从2月以来她一直穿不了。莫妮卡的体重一直波动很大，当她再想套上那衣服，发现根本扣不上纽扣。她是一个不怎么在意个人整洁的年轻女孩，又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钱包，没理由在根本不会穿的情况下马上把衣服送去洗，那是浪费金钱。不过到11月，她瘦下去了，又可以穿那件衣服了，因此决定感恩节那天穿着去旧金山参加父亲家的晚宴。莫妮卡总是担心该穿什么衣服过去是，现在也是特别是这个场合，她所有的堂姐妹都很苗条，这件gap牌的蓝色衣服也是纤长漂亮，因此她决定送去干洗。
这时，她犯下生命中最大的一个错误，11月16日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特里普。后者知道这衣服可能会是将来一个确凿无疑的证据，拼命劝莫妮卡改变主意。特里普录下的她们的对话证明她是如此处心积虑，甚至设下圈套让莫妮卡去陷害总统。她激动地警告莫妮卡别去动那件衣服，“现在，我只想告诉你，前面还有漫长的生活道路，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希望你还是保留着那衣服，或许未来有用得着的地方。”
她还说她有个从事基因指纹方面工作的表哥，曾经告诉过她只要用一根弄湿的脱脂棉签，就能轻易地在干的j液中提取dna样本。毫不为奇，这个所谓的“表哥”也根本不是那回事，他叫马克福尔曼，1995年oj辛普森案中被指控有种族歧视的那个侦探，现在是卢西安戈德伯格的客人。特里普不甘心失去这么重要的证据，极力劝说莫妮卡“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把衣服放在塑料袋里，和自己的首饰一起保存。当莫妮卡迷惑不解这么做的原因的时候，特里普说了句不祥的话：“我只是多一句嘴，脑子里面总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莫妮卡根本不打算保留这个纪念品，只想着穿这件衣服，因此没有全信。特里普改变了策略，后来两人在办公室聊天时，她再度否决了莫妮卡穿这件衣服的计划，说她觉得莫妮卡穿这件衣服显得太胖了，建议她换一件试试。这招有用多了，非常注重仪表的莫妮卡决定听从建议，把那衣服留在了衣橱里。
然后，事情还没完。就这段时间，莫妮卡和特里普有了一次很奇怪的谈话。她们在办公室里聊天时，后者突然说自己缺钱，想去卖几件旧衣服换点钱。她说有个朋友正好想买她那天穿的衣服，问莫妮卡自己能否去她的水门公寓借一件毛线衫和外套顶两天。莫妮卡就说陪她一块回去，不过特里普不答应，说自己去就行了，免得麻烦她。莫妮卡还是要陪她回去，说不习惯自己不在家的时候让别人进去，不过特里普非常坚持，还说莫妮卡这是不信任朋友的表示。最后，特里普出于自尊放弃了这个要求，困惑不已的莫妮卡也继续工作了。
只有当丑闻发生后，新闻周刊报道说特里普和戈德伯格有个有趣的计划，要去偷那件沾染j液的衣服来作为这段关系的证据，她才意识到特里普的隐蔽目的。毫不出奇，莫妮卡一点也不觉得这计划“好笑”：“这段衣服插曲是整件丑闻中最令人羞愧的事情，真是恶心。”
即使特里普的背叛完全公开化之后，有个谜团也一直没有揭开，甚至少人问津：她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她和以下人士的关系所驱使右翼的戈德伯格、新闻周刊记者伊斯科夫，还有通过他们联系到的由富有的反克林顿组织投资的葆拉琼斯律师团虽然表面上，她把莫妮卡的东西录音是因为如果仅仅是如果她被传召担当琼丝案的一个证人的话，她自己也被鲍后贝内特指控撒谎。
她干的可不只非法录音那么点事。给莫妮卡和大使的见面制造麻烦，快递，还有试图偷窃那件沾染j液的衣服，是否都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正能体现葆拉琼斯律师们的指控克林顿用工作交换性服务，也符合伊斯科夫需要的“公众要素”，这些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
11月12日，总统打电话来时，特里普恰好在莫妮卡的公寓里过夜。丑闻曝光后，她再次给出了不真实的描述，暗示这晚电话打来时她正在莫妮卡身边，听到了她朋友的说话。事实上根据莫妮卡的陈述，她睡在另一间屋子，根本听不到。
这周早些时候，莫妮卡焦急等待和乔丹的面试结果，也担心这个事情会像她的白宫工作那样吊在那里，就给总统留了消息，让他打电话给她。她的焦躁情绪也受到特里普的影响，后者老是鼓励她要不断奋力争取，搞得她又急又气。这段时间，她的情绪不断左右摇摆，既渴望离开华盛顿，又为想到以后没有机会再见总统而心痛不已，还有因为无法再在白宫工作的遗憾。
总统打电话前两天，莫妮卡给他寄了便条，想和他在老兵日11月11日见一面。她还加上一段恳切的言辞，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三周前，我要你注意我最近的经历，和我保持联系，不过我现在依然只能徒劳地写着便条。我不是傻子，知道这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更重要，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在无理取闹日子太艰难了，我努力处理如此多的事务，无人倾诉。我现在需要你，不是一个总统，而是一个男人。请你做我的朋友。”
这次的午夜长谈，总统态度和蔼。他告诉她椭圆办公室的主行政主管南希亨内奇第二天正要处理希尔基金的财务问题，她不在的时候，莫妮卡可以来找他。他还问她是否能带点贝蒂忘记买的药过来。
期待会面的那天，正是标准的喜忧参半。不出所料，亨内奇出了白宫，没人会找麻烦了。所以莫妮卡按照安排，打电话给库里，要她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因为她自己还要摆平五角大楼那边。库里放了她鸽子，说总统正在打高尔夫，她之前也没空和他讲这事。
莫妮卡不仅买了他要的药，还有专门对付感冒的锌片糖。这不是她第一次送他糖。一次，她送他一些“回忆胶丸”，其实是一种果冻软糖，还附了张“药方”：“吃一粒就能想起你看到我时有多么开心，再吃一粒就能想起我有多么漂亮。”类似的事还有几次。下午，她把那些药交给贝蒂，留在了白宫。然而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她逐渐不耐烦起来，对贝蒂明显的搪塞也越来越愤怒。
最后，刚入夜，贝蒂打来电话，说总统因为她没有给他们安排见面而大发雷霆，让莫妮卡马上到白宫。因为这样的见面越来越需要隐蔽，莫妮卡到白宫的经历就像一部b级片里的场景。库里要莫妮卡先到白宫停车场里找到她的车，在那里等她。可是莫妮卡到那里发现车锁着，只能淋着雨，站在车边，拉下帽子盖住了脸。最后，贝蒂终于出现，带她溜进白宫，为了不被看她不顺眼的人发现，她们飞奔过走廊，冲到总统后书房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总统的这位秘书显然不希望有人知道后书房有人，所以莫妮卡只能不开灯，在黑暗中等待。她边等待总统，边在黑暗中摸索，幼稚地以为能打开书桌抽屉，却发现锁着。上一次在这个房间，她因为放有自己送他礼物的一个包被随便扔在那里而沮丧，现在那包已经不在了。
库里没有通知总统莫妮卡在后书房，他还在椭圆办公室里工作。因此，他最后只能见她短暂一面，马上就要赶去参加为招待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举办的正式晚宴。她只来得及把那个古董式白宫镇纸给他，还开玩笑说口茭前咀嚼altoid薄荷糖有不少益处，最后他离开前两人匆匆吻别。
热烈兴奋的等待，不满的愤怒，一出闹剧，这天最后以失望收场，莫妮卡非常无精打采。现在她不会再让总统在白宫安排工作了，没了这个负担，她觉着他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她这个朋友兼过去的情人。她在五角大楼里用自己的电脑给总统写了一封信，里面谈到自己的沮丧：“我不想让你认为，我没有感激你现在为我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这一切，我可能现在就在精神病院了。但是我也被这随之而来的失望、挫败和愤怒耗空了。”然后细想他们过去匆匆的会面，她继续写道：“我需要的你所有的安慰，不过是看看我，抱抱我，或许这个要求太过分了。”
她的经验告诉她，保持亲密接触是维持他们关系的钥匙，最后她决定，与其送另一封信给总统，不如把想说的话录在磁带上给他。在磁带上她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还为他设计了如何不引起怀疑来和自己约会的方法。她甚至建议某个晚上去白宫剧院看电影，那他们就可以趁黑溜出去找些乐子了。
莫妮卡录了两个版本，11月20日，她在电话中把这两个版本都放给特里普听，而特里普当然把她热恋中的朋友的每个肉麻的句子都录了下来。当特里普听她录下来的磁带时，她对于莫妮卡的嗓音记忆犹深，后来评论说“她的声音像梦露一样狐媚”，毫无疑问，总统肯定喜欢跟她进行电话x爱。就像特里普许多其他评论那样，这句点评和录音带的谈话内容无关，而是用来向别人证明莫妮卡和总统的真实关系。
第二天，周五，11月21日。清晨，莫妮卡把放有她录音卡带的包裹交给快递公司，送给库里，焦急期盼着总统的回应。想到上周的混乱情形，她催促库里把东西快点给他。莫妮卡整天都在打电话，可是总统一直没有收到她的私人录音，她每打一次电话就更加不安，还哭了起来。终于，晚上7点，他收到了邮件，不过叫贝蒂告诉她，自己太忙了，这个晚上没空见她。
不过同时，莫妮卡在和总统的一个手下巴亚利内尔维斯交谈时，打听到总统正在和埃斯金鲍尔斯一起看电影除了有参谋长在场，简直就和她在录音带里设想的一模一样。愤怒气恼之下，歇斯底里的莫妮卡打电话给贝蒂，叫她别让总统打开装有录音带的包裹。她一边啜泣，一边告诉他的秘书：“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后一下挂断电话。深夜，这位秘书出于关心，打电话过来看莫妮卡是否冷静下来了。不过她的安慰根本不能让愤怒的女人平静，莫妮卡告诉她：“明天我就告诉父母，不想再跟你们发生什么关系。我不能再忍受这一切了，感谢你对我时好时坏的那些时光。”
她的评论就像字面上那么不真实，对莫妮卡来说从未真正想过告诉父母，无论何时她都知道应该保持沉默。莫妮卡只是觉得总统在她面前占尽便宜，她只想着报复他，让他明白他们的关系如何影响了她的生活。前一个月，她在和安迪布莱勒的一次短暂交谈中就同样谈到这个问题，她告诉他自己依然无所适从，伤痕累累。
在给贝蒂打电话的中间，她还打给特里普以寻求安慰。特里普自然录下她的每次啜泣，每句伤心话。莫妮卡后来回忆说：“这次谈话中，我在电话边的呜咽哭泣后来在全世界广播，供世人评点，这是整场噩梦中最痛苦和羞辱的一段往事。”
更晚的时候，莫妮卡又打电话给特里普，表示自己将为之前的言行向贝蒂道歉。没想到对方的反应出人意料，特里普说如果她打电话去，连白宫都会觉得她是个疯子；而且她也会为掺和到这起事件而难过。她接着给出了最后通牒：如果莫妮卡向贝蒂道歉，她将永远不再和她说话。然后狠狠地挂断电话。
莫妮卡面临着痛苦的两难境地，无论选什么都会失去一个朋友。最后，她选择了正确的道路，给贝蒂打电话。贝蒂接受了她的道歉，并且保证尽可能让即将出访范库府的总统在感恩节给她电话最后他没打。
摆平了贝蒂，周五，莫妮卡想去安抚特里普，她们再次打起嘴仗。重要的是，这次通过电话互相发泄的不满没有被录音，或者是录了，但卡带被毁了。最后，特里普还是决定不再和莫妮卡说话，只有答录机记录着莫妮卡疯狂发来的讯息。争吵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她们上班时用办公室email继续争论。莫妮卡告诉特里普，如果她想绝交，那就请便，不过她没资格因为莫妮卡不按照她的想法去做，就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她们就此不再交谈，直到12月初。回想昔日好友的行为，莫妮卡说：“即使她在偷偷录音的时候，我都以为她挂电话只是因为脾气火爆，只是因为我没按她想的去做而生气抓狂。她想搞定事情，当木偶不听令起舞的时候，她就没辙了。”
争吵想念重归于好再度争吵。莱温斯基与总统的情感游戏使她陷入到自己的陷阱中。而这样一个通俗的故事的女主角，在总统陷入另一场丑闻时，她建议他应聘一个女律师去对付琼丝的指控和证据。她觉得女人在美国公众中的影响会比男人更好。她根本没意识到，不管愿不愿意，自己马上将卷入这个不断演变的传奇故事的核心，她私人的情感戏将面对一群庞大的听众，甚至比美国公众还要庞大。
当莫妮卡跟全家到西海岸庆祝感恩节的时候，基本切断了和华盛顿的桥梁。不仅因为她和特里普交恶，她还决定拒绝联合国的工作，而且早早递交了五角大楼的辞职信。她计划在12月24日离开这座让她伤心的城市。她母亲早就计划在纽约给她找一套公寓，甚至盘算起未来的室友了。所以她的燃眉之急不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处，而是她还没一份工作。在西海岸期间，她设法联系到乔丹，她辞职的消息让后者感到惊讶。他要她下周再和他打电话约一次面谈，还保证会尽力帮她在纽约找份工作。
这样的故事莫妮卡听过太多次了，到目前为止都没什么指望。11月底，就在她到英国和比利时执行五角大楼最后一项任务前，她给总统写了信，说她急着想讨论一下工作前景问题，还强调她希望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和总统碰面。从欧洲回来后，她沮丧地发现贝蒂根本没把这信笺递给总统，在她反复纠缠下，总统最后收到了信，不过回信说他不可能见她，因为按照日程安排他将和自己的律师们开会。
碰巧的是，12月5日从欧洲回国的班机上，她和国防部参谋长博布泰勒聊了起来，当泰勒说起自己将参加白宫圣诞晚宴时，她问他：“我能否当你的舞伴”因此，派对上，克林顿总统惊讶地在迎宾通道上发现了莫妮卡。她回想说，他在向她问好前还往后捋了捋头发，好像正在约会。他拥抱了她一下，转身问泰勒：“你在五角大楼有没有照顾好她”他依然是如此光彩照人，和蔼可亲，不过莫妮卡就是生气，气他这个周末不能抽空见她。
这时候，她还给贝蒂打了电话。后者说她第二天12月6日，周六要带一批参观者去白宫走一趟，还说她会争取让总统赶在律师来之前，在清晨见她一面。
莫妮卡这晚回家后，孤独忧郁。她思绪万千，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憧憬着原本可能发生的事情，对爱情走到末路的悲伤，担心在纽约找不到工作，还有更为沉甸甸的思索：她即将永远没机会和总统单独相处，没机会再和他像和一个男人，而非总统那样说话。
一回到自己的公寓，她决定如实告诉他自己的所思所想，开始在电脑上写信。是思考，也是后悔，她试着表达对他的感情，总结他们爱情的实质：“今天，看到你是如此悲伤，因为我为你再次抛弃了我而愤怒，我只想屋里的人统统消失，只有你拥抱着我。”
她接着说自己全心全意地爱着他，每时每刻只想着和他在一起。她记得当他送她的草叶集点燃了她心头的火焰，让她明白他就在自己灵魂深处，而她也能感受到他的痛楚。相比那时，现在她悲伤地发现他的生活根本不需要她了。自怨自艾中，她悲叹着他们那次凌晨2点半在电话里的争吵：“我确信，你不是第一个对我有那种感觉的人，我为那糟糕的一切说声对不起。”信的最后一句是她情感的勃发：“我知道，说声再见是多么伤感，我从来没想到会在纸上说。请保重。”
莫妮卡的精神忧郁很快就打破了，第二天她打电话给贝蒂，留言说想在西南大门和她会面，给她信件和送给总统与她的圣诞礼物，如果有可能的话再见一会儿总统。当她到了白宫，看到了玛莎斯科特，于是马上再给贝蒂打电话。一个穿制服的值班特工告诉她会带她走一走，还透出消息：总统正和他的朋友、一个漂亮又有名的cbs电视台女记者艾黎诺芒黛尔呆在里面。
好一个和律师的会议。用了极大工夫才克制住自己，莫妮卡说：“好吧，我晚些时候再来。”然后转身就走，满怀愤怒，难以抑制：他欺骗了她，一直还在见她心目中的主要情敌。她在旁边的酒吧里发现了公用电话，就打给贝蒂，那边一接，她立马开始了长篇咒骂，后来她承认这对贝蒂不公平：“我太过分了，说给她的那些话实在是太难听了。”
她回到水门公寓后，收到了总统秘书寄来的信笺，语调哀伤，不过她不愿意回复。那边哭泣的贝蒂请求她不要激动，哀诉说如果总统知道一切就会把她炒掉的。莫妮卡在回复中坚持要和总统说话，不过贝蒂以总统正和首席检察官见面为理由拒绝了，还说莫妮卡这个状态绝对不能和总统说话。
莫妮卡愤怒沮丧，气得发抖，决定马上飞去纽约找母亲。她立刻拎了个包，搭的士去机场，到那里才发现自己没带钱包，等她回到公寓，冷静多了，头脑也清醒了。她又决定打电话给贝蒂，要求和总统说话：“我现在冷静下来，想和他说话了。”贝蒂回电过来，把她接进总统的电话。
这次，轮到莫妮卡享受语言暴力了。长达56分钟的通话，总统就像刚才的她那么愤怒：“我这辈子，还没谁对我，像你刚才对我那么差过。除了我的家人、朋友和手下，我陪伴你的时间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你怎么能搞成这样，我见谁和你无关。”
不过，莫妮卡可根本不吃这套，她指责他和芒黛尔有一腿。他反驳说：“我根本和她没有暧昧关系，她是我的一个朋友，事实上正是我撮合了她和她现在的男友。”莫妮卡则还击说，他有一次去加利福尼亚开会时，芒黛尔跟他一直呆到早上3点40，第二天也一直跟着他。“你是否觉得，我傻到会跟一个我一直玩弄的人一起出去do you think i would be stupid enough to go running with someone”他问道，咄咄逼人地要她的答案：“你还需要我回答这问题吗”
总统改变了语调：“你不该对贝蒂说那些事情，你没有权利对任何人那么说话。你要见我，然后就能因为我忙着工作而大发雷霆。”“我想见你”莫妮卡对此嗤之以鼻：“我说了我要离开你，要去纽约，想做的只是见你一面。你却始终不给我答复，真不明白有那么难吗”
面对她的质疑，他有些不解地回答：“我倒不明白，现在理都在你那边了。那事发生后，你告诉我，一切结束时不会给我任何麻烦。”可能是下意识作祟，早就料到的莫妮卡马上回答：“麻烦你觉得我现在给你麻烦了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麻烦。”
就像他们所有的争吵一样，最后总能转危为安，冷静下来，总统甚至同意让她过来看他。莫妮卡根本不需要再次邀请，下午1点就又到了白宫。她早把那封写着“英俊的，再见”的信留在家里，带上的都是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包括有在纽约买的那个雪茄架，一个星巴克的“圣诞老人”咖啡杯，还有最近一次去伦敦时买的一条领带。
他们见面时的气氛，和电话战争时的完全不同。坐在摇摆椅的总统大方热情，抚摸着坐到他大腿上的莫妮卡的头发。她则光彩照人，倾诉着那封信里的伤感话语。他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讲到他对女性的吸引力。莫妮卡说无数女人觉得他英俊潇洒，他则不那么同意，还讲了自己减肥的故事。他说自己小时候太胖了，跑得比别人慢多了，每年复活节彩蛋比赛，等他跑到终点早就没有巧克力彩蛋了。他的体重问题一直延续到整个高中生涯。“太悲伤了。”她回想说。他成功地避开了和她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那是她以前为他在一份备忘录里准备的。他告诉她，自己访问范库府时给她买了一份礼物，圣诞节前会送给她，他还答应给她一个圣诞节之吻。正如他所说，圣诞节时接吻是允许的。
对莫妮卡而言，一个再次见面的许诺就是一个突破，要知道前个晚上她还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她准备离开时，总统郑重地告诉她：“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把你晾在一边，我不会抛弃你，会给你打电话，叫你来拿圣诞礼物。”他讲的话真有意思，承认他对她的糟糕处境负有责任，还暗示他们的关系还能继续。
莫妮卡情绪复杂地离开了白宫，飞去纽约和母亲度完周末。虽然还在为总统在她工作问题上的遮遮掩掩而隐隐作痛，但是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是她的心灵伙伴。就像她这时写下的一段自我思考：“对我的生活而言，我不明白为何你可以对我如此时好时坏。每当我想起你用阳光布满我内心的时候，再想到你让我整天哭泣、痛不欲生的时候，我就会恶心。”
这个下午晚些时候，克林顿总统从他的律师那里知晓，一直致力于葆拉琼斯对他的性指控案的律师们提交了一份可能的证人名单，莫妮卡的名字就在其中。至于总统为什么要在近两周以后告诉她这点，这还是个谜。
完全不知道这些新进展的莫妮卡几天后给他寄了一张有趣的卡片，上面写着：“惟一比再次看到你更让我兴奋的是，看到你全身赤裸，一手拿着一沓彩票，另一手拿着一罐奶酪。”里面还夹着一张纸片，她说要为上次道歉，指出他们争吵的原因在于他、她和贝蒂三人之间的误解。她说她更想成为他生命中快乐而非痛苦的源泉。接着她说：“我愿拿2分钱打赌，葆拉琼斯案和我无关。”
莫妮卡仍然想着保护她的男人，她建议他除了自己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外，还应该专门聘请一个女律师去对付琼丝的指控和证据。她觉得女人在美国公众中的影响会比男人更好。她根本没意识到，不管愿不愿意，自己马上将卷入这个不断演变的传奇故事的核心，她私人的情感戏将面对一群庞大的听众，甚至比美国公众还要庞大。
第十章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
手中一支点燃的香烟，眼眶中泪光闪烁，琳达特里普和莫妮卡一起站在五角大楼外的狭长巷子里，感受着12月寒冬的刺冷。她匆忙喷出一口“marlboro light”，说出了莫妮卡期待了几周的忏悔录：“对不起。我是一个糟糕的朋友，一个坏人，居然对你做出这种事情。我仔细思考了自己有多么龌龊。对不起，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周一，12月8日，这次会面是她们11月21日深夜争吵以来第一次说话。
莫妮卡最大的优点之一是从不小气。虽然吵过架，她去欧洲执行五角大楼任务前，还是把买给特里普的生日礼物放在她的办公椅上。包装精美的盒子里是一个古董式镇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面刻着一首维多利亚时代歌颂友谊的感伤诗歌，彰显着特里普的卑鄙行径和莫妮卡的大度。
莫妮卡马上就要离开五角大楼了，除了私事，她还想在走前解决几件事情。她特别着急，找寻工作的努力不该因为“克林顿黑洞”无疾而终，这很有道理。在她上周和总统会面时，他说乔丹正在帮她找工作一个新家伙，不过故事还是老套路。
生怕乔丹忘记了她，莫妮卡给他寄了份礼物，有一个篮球帽、一盒巧克力、一张小纸条和一份她的复印履历。这个善意的提醒看来效果不错，12月11日，她去他办公室面谈，在吃了顿土鸡三明治和减肥可乐组成的工作餐后，他们讨论了莫妮卡的工作问题。乔丹给了她三家公司macandrews＆forbes露华浓现在的公司、young＆rubicam和美联社的联络人名字，他要她去联系这几个人，还保证自己会给几个商业伙伴打电话。他们讨论了她应该写的求职信的格式，他要她写完后给他发份复印件。
他们还谈到他们共同的朋友美国总统，这也是乔丹会第一时间见她的原因。莫妮卡说她眼里的比尔克林顿是男人多过总统，她只把他当成普通人，如果他不经常见她，打电话给她，她就会生气发火。一次，城里的乔丹先生接嘴说：“莫妮卡，他在和布莱尔英国首相讨论伊拉克问题时，你不能冲他大吼大叫。他又不能挂断，让你冲他发火。打现在起，如果你再生气的话，希望你打电话给我，冲我发火，我会搞定的。”接着他还取笑她的行为举止：“别不承认。你在恋爱，这就是你的问题。”莫妮卡脸红了，一言不发，她觉得乔丹对她和总统的关系知道得远比说得多。
然后，乔丹讲到了和彼得斯特劳斯的友谊，甚至当场就给他打电话，谈了莫妮卡的工作进展。确实，这次谈话后一切启动了。乔丹给那三个联络人打了电话，莫妮卡则不久以后就安排好在圣诞节前一周和其中在纽约的两家公司的面试美联社和macandrews＆forbes.
她试着逃往纽约开始新生活，不过那个曾让她伤心的城市正要摧毁她。她和乔丹见面后不久，就发现特里普已经收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传票。其实，莫妮卡发现时，事情发生已经超过了两周，传票早在特里普生日的11月24日就发出去了。尽管这一年特里普经常谈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她压根儿没有在12月那次重归于好的谈话中提到传票，这说明她向朋友隐瞒了不少事。
特里普总是说她不会对任何人讲莫妮卡和总统的事，因此莫妮卡一开始根本不担心，而是本能地反应到特里普如果出庭作证，可能会失去工作。这种担心好像是杞人忧天，特里普告诉她，自己见了律师科布巴赫，得到的建议是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去保持沉默，拒绝谈论这事。她还在莫妮卡的答录机上留言说：“我和科布谈过了，别担心，一切ok.”
这周，重归于好的两人一起到五角大楼的中央广场，为科布买一件圣诞礼物。她们购物的时候，特里普扔下了第一颗炸弹，她告诉莫妮卡，自己写下了她和总统的关系的所有细节，把材料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交给律师，只要听到自己的死讯，律师就会将里面的内容公之与众。莫妮卡吓坏了，她回忆说：“这是她嘴里蹦出来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我当时真的吓一跳，也开始发现这女人非常非常的危险。”
特里普第二枚导弹接踵而至。她告诉莫妮卡：“如果他们问起你，我会说出真相。”莫妮卡顿时呆若木鸡，害怕不已的她提醒特里普早就答应要保守秘密了，还说为有人问起她而担心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特里普坚定地站着，说如果她被问起是否知道有谁和总统有染，她会说出她的名字。她解释说，如果她否认知道这样的人，或者不说出她的名字，那么一旦葆拉琼斯的律师们有证据证明她其实知道，那么将控告她作伪证，甚至把她扔进监狱。
所有这些都让莫妮卡惊心不已，不过更糟糕的还在后头。12月17日凌晨2点30左右，她被电话铃吵醒了，好不容易摸到话筒，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她的“爱人”。虽然早就习惯他在这种奇怪的时间打来电话，可是这次她吓了一跳，因为她一直看新闻了解希拉里的日常动向，第一夫人如今正在华盛顿；而夫人在附近的时候总统几乎不会给她电话。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电话，他的声音充满关怀又忐忑不安。
没有任何开场白，他直入正题：“我要告诉你两件事。贝蒂的哥哥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她被这个可怕的消息惊呆了，泪水夺眶而出贝蒂去年就失去了一个姐妹，现在母亲又在医院。他们谈了会儿贝蒂的不幸，总统建议莫妮卡早上给她打个电话，然后就公布了第二个坏消息：“今天我看到了葆拉琼斯案的证人名单，你的名字也在其中。当我看到你的名字时，心都伤透了。”大概两周前，12月6日，当名单传真到他律师那里，总统就早知道里面有她，不过费解的是当时没有告诉她。
尽管那些在名单里的人不一定就会自动收到传讯，莫妮卡还是惊恐万分。不过总统把事情的严重性大大降低了，说她不太可能接受传讯。莫妮卡问他如果收到传票，她该怎么办。总统则告诉她或许能签署一份书面陈词，那就不用出庭作证了；如果万一真的接到传票，那么她应该和贝蒂联系。
莫妮卡对法律专业一窍不通，对政治牵连也知之甚少，不过一直有个建议，她告诉总统自己读到报道，葆拉琼斯已经把赔偿金降低到50万美元，那么他就应该结束这官司，再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自己厌倦了把精力花在官司上，这事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伤害。琼丝案最后虽然宣判克林顿无罪，不过1999年1月达成的和解还是要求他支付琼丝85万美元
40分钟的长谈过后，他说如果她愿意来取圣诞礼物，他可以叫贝蒂把她带进白宫。不过，莫妮卡拒绝了，温柔地驳斥了他的想法：“这个周末贝蒂是如此悲伤，怎么能再去麻烦她呢”
挂上电话那刻，莫妮卡感到身体不适，泪水哗哗滑落。她回想说：“总统真不善于讲坏消息啊。疼痛从肩膀直接传来，我真是感觉不舒服、惊恐、紧张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只是我噩梦的开始。”
她回去也睡不着，急着想找人聊聊。犹豫一阵后，最后还是打电话给特里普，既然她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就该好好讨论讨论问题。因此，12月17日凌晨，满面泪痕的莫妮卡打电话给特里普，告诉她自己也在琼丝案的证人名单里。
她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下度过了那个夜晚，早上她去库里的家中安慰她。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陪伴贝蒂，帮她筹备哥哥的葬礼。即使在她帮忙干活的时候，也忍不住去想那沉甸甸压在身上的新麻烦。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葆拉琼斯的律师们盯上，怀疑很可能自己的电话被人窃听，房子被人监视。
传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让人担心受怕，紧张不安。莫妮卡特别担心，总统会发现她早已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人。她
特里普建议她，给白宫里的总统和贝蒂寄东西时，可以通过更便宜有效的快递公司，莫妮卡以为这不过是友情又一次的流露。其实，特里普又一次在堆砌的笑容背后暗地使坏。她推荐的公司属于戈德伯格家族，他们后来给迈克尔伊斯科夫提供收据及其他文件，这成为莫妮卡和总统亲密关系的铁证。
然而，一些零碎的迹象提醒着莫妮卡。她开始和特里普不断争吵，后者好像有意挑起争端，然后暴跳如雷。莫妮卡有时惊骇于她的所作所为，“这时我可以看出她是如何睚眦必报之人。”她回忆说：“因此我就拍她马屁，我担心她可能会将那个关系公之于众。我真正害怕的是，如果那事发生了，那么总统就知道我把我们的恋爱故事告诉了别人。”
莫妮卡陷入了这个痛苦的问题，脑子里开始盘算对付“最坏可能”的计划。如果特里普真的把事情曝光，莫妮卡决定自己去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一口否决特里普的说法。如果需要，她甚至会说是她自己编造了和总统的所有绯闻，去接受公众随之而来的辱骂和嘲讽。
在莫妮卡的鼓励下，这一年特里普的长期减肥计划非常成功，她的体重明显下降，可以穿上莫妮卡几件偏大的衣服了。因此，为了庆祝，莫妮卡在9月邀请特里普去她的水门公寓，从她所谓的“肥衫衣橱”里挑几件衣服。当她们打开衣橱，挑选合适的衣服，莫妮卡向朋友展示了那件现在已然臭名昭著的沾染j液的蓝色衣服。
她根本不像有些说法那样，把保存的那件衣服当作战利品或证据，只是自从2月以来她一直穿不了。莫妮卡的体重一直波动很大，当她再想套上那衣服，发现根本扣不上纽扣。她是一个不怎么在意个人整洁的年轻女孩，又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钱包，没理由在根本不会穿的情况下马上把衣服送去洗，那是浪费金钱。不过到11月，她瘦下去了，又可以穿那件衣服了，因此决定感恩节那天穿着去旧金山参加父亲家的晚宴。莫妮卡总是担心该穿什么衣服过去是，现在也是特别是这个场合，她所有的堂姐妹都很苗条，这件gap牌的蓝色衣服也是纤长漂亮，因此她决定送去干洗。
这时，她犯下生命中最大的一个错误，11月16日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特里普。后者知道这衣服可能会是将来一个确凿无疑的证据，拼命劝莫妮卡改变主意。特里普录下的她们的对话证明她是如此处心积虑，甚至设下圈套让莫妮卡去陷害总统。她激动地警告莫妮卡别去动那件衣服，“现在，我只想告诉你，前面还有漫长的生活道路，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希望你还是保留着那衣服，或许未来有用得着的地方。”
她还说她有个从事基因指纹方面工作的表哥，曾经告诉过她只要用一根弄湿的脱脂棉签，就能轻易地在干的j液中提取dna样本。毫不为奇，这个所谓的“表哥”也根本不是那回事，他叫马克福尔曼，1995年oj辛普森案中被指控有种族歧视的那个侦探，现在是卢西安戈德伯格的客人。特里普不甘心失去这么重要的证据，极力劝说莫妮卡“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把衣服放在塑料袋里，和自己的首饰一起保存。当莫妮卡迷惑不解这么做的原因的时候，特里普说了句不祥的话：“我只是多一句嘴，脑子里面总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莫妮卡根本不打算保留这个纪念品，只想着穿这件衣服，因此没有全信。特里普改变了策略，后来两人在办公室聊天时，她再度否决了莫妮卡穿这件衣服的计划，说她觉得莫妮卡穿这件衣服显得太胖了，建议她换一件试试。这招有用多了，非常注重仪表的莫妮卡决定听从建议，把那衣服留在了衣橱里。
然后，事情还没完。就这段时间，莫妮卡和特里普有了一次很奇怪的谈话。她们在办公室里聊天时，后者突然说自己缺钱，想去卖几件旧衣服换点钱。她说有个朋友正好想买她那天穿的衣服，问莫妮卡自己能否去她的水门公寓借一件毛线衫和外套顶两天。莫妮卡就说陪她一块回去，不过特里普不答应，说自己去就行了，免得麻烦她。莫妮卡还是要陪她回去，说不习惯自己不在家的时候让别人进去，不过特里普非常坚持，还说莫妮卡这是不信任朋友的表示。最后，特里普出于自尊放弃了这个要求，困惑不已的莫妮卡也继续工作了。
只有当丑闻发生后，新闻周刊报道说特里普和戈德伯格有个有趣的计划，要去偷那件沾染j液的衣服来作为这段关系的证据，她才意识到特里普的隐蔽目的。毫不出奇，莫妮卡一点也不觉得这计划“好笑”：“这段衣服插曲是整件丑闻中最令人羞愧的事情，真是恶心。”
即使特里普的背叛完全公开化之后，有个谜团也一直没有揭开，甚至少人问津：她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她和以下人士的关系所驱使右翼的戈德伯格、新闻周刊记者伊斯科夫，还有通过他们联系到的由富有的反克林顿组织投资的葆拉琼斯律师团虽然表面上，她把莫妮卡的东西录音是因为如果仅仅是如果她被传召担当琼丝案的一个证人的话，她自己也被鲍后贝内特指控撒谎。
她干的可不只非法录音那么点事。给莫妮卡和大使的见面制造麻烦，快递，还有试图偷窃那件沾染j液的衣服，是否都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正能体现葆拉琼斯律师们的指控克林顿用工作交换性服务，也符合伊斯科夫需要的“公众要素”，这些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
11月12日，总统打电话来时，特里普恰好在莫妮卡的公寓里过夜。丑闻曝光后，她再次给出了不真实的描述，暗示这晚电话打来时她正在莫妮卡身边，听到了她朋友的说话。事实上根据莫妮卡的陈述，她睡在另一间屋子，根本听不到。
这周早些时候，莫妮卡焦急等待和乔丹的面试结果，也担心这个事情会像她的白宫工作那样吊在那里，就给总统留了消息，让他打电话给她。她的焦躁情绪也受到特里普的影响，后者老是鼓励她要不断奋力争取，搞得她又急又气。这段时间，她的情绪不断左右摇摆，既渴望离开华盛顿，又为想到以后没有机会再见总统而心痛不已，还有因为无法再在白宫工作的遗憾。
总统打电话前两天，莫妮卡给他寄了便条，想和他在老兵日11月11日见一面。她还加上一段恳切的言辞，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三周前，我要你注意我最近的经历，和我保持联系，不过我现在依然只能徒劳地写着便条。我不是傻子，知道这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更重要，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在无理取闹日子太艰难了，我努力处理如此多的事务，无人倾诉。我现在需要你，不是一个总统，而是一个男人。请你做我的朋友。”
这次的午夜长谈，总统态度和蔼。他告诉她椭圆办公室的主行政主管南希亨内奇第二天正要处理希尔基金的财务问题，她不在的时候，莫妮卡可以来找他。他还问她是否能带点贝蒂忘记买的药过来。
期待会面的那天，正是标准的喜忧参半。不出所料，亨内奇出了白宫，没人会找麻烦了。所以莫妮卡按照安排，打电话给库里，要她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因为她自己还要摆平五角大楼那边。库里放了她鸽子，说总统正在打高尔夫，她之前也没空和他讲这事。
莫妮卡不仅买了他要的药，还有专门对付感冒的锌片糖。这不是她第一次送他糖。一次，她送他一些“回忆胶丸”，其实是一种果冻软糖，还附了张“药方”：“吃一粒就能想起你看到我时有多么开心，再吃一粒就能想起我有多么漂亮。”类似的事还有几次。下午，她把那些药交给贝蒂，留在了白宫。然而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她逐渐不耐烦起来，对贝蒂明显的搪塞也越来越愤怒。
最后，刚入夜，贝蒂打来电话，说总统因为她没有给他们安排见面而大发雷霆，让莫妮卡马上到白宫。因为这样的见面越来越需要隐蔽，莫妮卡到白宫的经历就像一部b级片里的场景。库里要莫妮卡先到白宫停车场里找到她的车，在那里等她。可是莫妮卡到那里发现车锁着，只能淋着雨，站在车边，拉下帽子盖住了脸。最后，贝蒂终于出现，带她溜进白宫，为了不被看她不顺眼的人发现，她们飞奔过走廊，冲到总统后书房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总统的这位秘书显然不希望有人知道后书房有人，所以莫妮卡只能不开灯，在黑暗中等待。她边等待总统，边在黑暗中摸索，幼稚地以为能打开书桌抽屉，却发现锁着。上一次在这个房间，她因为放有自己送他礼物的一个包被随便扔在那里而沮丧，现在那包已经不在了。
库里没有通知总统莫妮卡在后书房，他还在椭圆办公室里工作。因此，他最后只能见她短暂一面，马上就要赶去参加为招待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举办的正式晚宴。她只来得及把那个古董式白宫镇纸给他，还开玩笑说口茭前咀嚼altoid薄荷糖有不少益处，最后他离开前两人匆匆吻别。
热烈兴奋的等待，不满的愤怒，一出闹剧，这天最后以失望收场，莫妮卡非常无精打采。现在她不会再让总统在白宫安排工作了，没了这个负担，她觉着他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她这个朋友兼过去的情人。她在五角大楼里用自己的电脑给总统写了一封信，里面谈到自己的沮丧：“我不想让你认为，我没有感激你现在为我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这一切，我可能现在就在精神病院了。但是我也被这随之而来的失望、挫败和愤怒耗空了。”然后细想他们过去匆匆的会面，她继续写道：“我需要的你所有的安慰，不过是看看我，抱抱我，或许这个要求太过分了。”
她的经验告诉她，保持亲密接触是维持他们关系的钥匙，最后她决定，与其送另一封信给总统，不如把想说的话录在磁带上给他。在磁带上她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还为他设计了如何不引起怀疑来和自己约会的方法。她甚至建议某个晚上去白宫剧院看电影，那他们就可以趁黑溜出去找些乐子了。
莫妮卡录了两个版本，11月20日，她在电话中把这两个版本都放给特里普听，而特里普当然把她热恋中的朋友的每个肉麻的句子都录了下来。当特里普听她录下来的磁带时，她对于莫妮卡的嗓音记忆犹深，后来评论说“她的声音像梦露一样狐媚”，毫无疑问，总统肯定喜欢跟她进行电话x爱。就像特里普许多其他评论那样，这句点评和录音带的谈话内容无关，而是用来向别人证明莫妮卡和总统的真实关系。
第二天，周五，11月21日。清晨，莫妮卡把放有她录音卡带的包裹交给快递公司，送给库里，焦急期盼着总统的回应。想到上周的混乱情形，她催促库里把东西快点给他。莫妮卡整天都在打电话，可是总统一直没有收到她的私人录音，她每打一次电话就更加不安，还哭了起来。终于，晚上7点，他收到了邮件，不过叫贝蒂告诉她，自己太忙了，这个晚上没空见她。
不过同时，莫妮卡在和总统的一个手下巴亚利内尔维斯交谈时，打听到总统正在和埃斯金鲍尔斯一起看电影除了有参谋长在场，简直就和她在录音带里设想的一模一样。愤怒气恼之下，歇斯底里的莫妮卡打电话给贝蒂，叫她别让总统打开装有录音带的包裹。她一边啜泣，一边告诉他的秘书：“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后一下挂断电话。深夜，这位秘书出于关心，打电话过来看莫妮卡是否冷静下来了。不过她的安慰根本不能让愤怒的女人平静，莫妮卡告诉她：“明天我就告诉父母，不想再跟你们发生什么关系。我不能再忍受这一切了，感谢你对我时好时坏的那些时光。”
她的评论就像字面上那么不真实，对莫妮卡来说从未真正想过告诉父母，无论何时她都知道应该保持沉默。莫妮卡只是觉得总统在她面前占尽便宜，她只想着报复他，让他明白他们的关系如何影响了她的生活。前一个月，她在和安迪布莱勒的一次短暂交谈中就同样谈到这个问题，她告诉他自己依然无所适从，伤痕累累。
在给贝蒂打电话的中间，她还打给特里普以寻求安慰。特里普自然录下她的每次啜泣，每句伤心话。莫妮卡后来回忆说：“这次谈话中，我在电话边的呜咽哭泣后来在全世界广播，供世人评点，这是整场噩梦中最痛苦和羞辱的一段往事。”
更晚的时候，莫妮卡又打电话给特里普，表示自己将为之前的言行向贝蒂道歉。没想到对方的反应出人意料，特里普说如果她打电话去，连白宫都会觉得她是个疯子；而且她也会为掺和到这起事件而难过。她接着给出了最后通牒：如果莫妮卡向贝蒂道歉，她将永远不再和她说话。然后狠狠地挂断电话。
莫妮卡面临着痛苦的两难境地，无论选什么都会失去一个朋友。最后，她选择了正确的道路，给贝蒂打电话。贝蒂接受了她的道歉，并且保证尽可能让即将出访范库府的总统在感恩节给她电话最后他没打。
摆平了贝蒂，周五，莫妮卡想去安抚特里普，她们再次打起嘴仗。重要的是，这次通过电话互相发泄的不满没有被录音，或者是录了，但卡带被毁了。最后，特里普还是决定不再和莫妮卡说话，只有答录机记录着莫妮卡疯狂发来的讯息。争吵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她们上班时用办公室email继续争论。莫妮卡告诉特里普，如果她想绝交，那就请便，不过她没资格因为莫妮卡不按照她的想法去做，就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她们就此不再交谈，直到12月初。回想昔日好友的行为，莫妮卡说：“即使她在偷偷录音的时候，我都以为她挂电话只是因为脾气火爆，只是因为我没按她想的去做而生气抓狂。她想搞定事情，当木偶不听令起舞的时候，她就没辙了。”
争吵想念重归于好再度争吵。莱温斯基与总统的情感游戏使她陷入到自己的陷阱中。而这样一个通俗的故事的女主角，在总统陷入另一场丑闻时，她建议他应聘一个女律师去对付琼丝的指控和证据。她觉得女人在美国公众中的影响会比男人更好。她根本没意识到，不管愿不愿意，自己马上将卷入这个不断演变的传奇故事的核心，她私人的情感戏将面对一群庞大的听众，甚至比美国公众还要庞大。
当莫妮卡跟全家到西海岸庆祝感恩节的时候，基本切断了和华盛顿的桥梁。不仅因为她和特里普交恶，她还决定拒绝联合国的工作，而且早早递交了五角大楼的辞职信。她计划在12月24日离开这座让她伤心的城市。她母亲早就计划在纽约给她找一套公寓，甚至盘算起未来的室友了。所以她的燃眉之急不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处，而是她还没一份工作。在西海岸期间，她设法联系到乔丹，她辞职的消息让后者感到惊讶。他要她下周再和他打电话约一次面谈，还保证会尽力帮她在纽约找份工作。
这样的故事莫妮卡听过太多次了，到目前为止都没什么指望。11月底，就在她到英国和比利时执行五角大楼最后一项任务前，她给总统写了信，说她急着想讨论一下工作前景问题，还强调她希望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和总统碰面。从欧洲回来后，她沮丧地发现贝蒂根本没把这信笺递给总统，在她反复纠缠下，总统最后收到了信，不过回信说他不可能见她，因为按照日程安排他将和自己的律师们开会。
碰巧的是，12月5日从欧洲回国的班机上，她和国防部参谋长博布泰勒聊了起来，当泰勒说起自己将参加白宫圣诞晚宴时，她问他：“我能否当你的舞伴”因此，派对上，克林顿总统惊讶地在迎宾通道上发现了莫妮卡。她回想说，他在向她问好前还往后捋了捋头发，好像正在约会。他拥抱了她一下，转身问泰勒：“你在五角大楼有没有照顾好她”他依然是如此光彩照人，和蔼可亲，不过莫妮卡就是生气，气他这个周末不能抽空见她。
这时候，她还给贝蒂打了电话。后者说她第二天12月6日，周六要带一批参观者去白宫走一趟，还说她会争取让总统赶在律师来之前，在清晨见她一面。
莫妮卡这晚回家后，孤独忧郁。她思绪万千，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憧憬着原本可能发生的事情，对爱情走到末路的悲伤，担心在纽约找不到工作，还有更为沉甸甸的思索：她即将永远没机会和总统单独相处，没机会再和他像和一个男人，而非总统那样说话。
一回到自己的公寓，她决定如实告诉他自己的所思所想，开始在电脑上写信。是思考，也是后悔，她试着表达对他的感情，总结他们爱情的实质：“今天，看到你是如此悲伤，因为我为你再次抛弃了我而愤怒，我只想屋里的人统统消失，只有你拥抱着我。”
她接着说自己全心全意地爱着他，每时每刻只想着和他在一起。她记得当他送她的草叶集点燃了她心头的火焰，让她明白他就在自己灵魂深处，而她也能感受到他的痛楚。相比那时，现在她悲伤地发现他的生活根本不需要她了。自怨自艾中，她悲叹着他们那次凌晨2点半在电话里的争吵：“我确信，你不是第一个对我有那种感觉的人，我为那糟糕的一切说声对不起。”信的最后一句是她情感的勃发：“我知道，说声再见是多么伤感，我从来没想到会在纸上说。请保重。”
莫妮卡的精神忧郁很快就打破了，第二天她打电话给贝蒂，留言说想在西南大门和她会面，给她信件和送给总统与她的圣诞礼物，如果有可能的话再见一会儿总统。当她到了白宫，看到了玛莎斯科特，于是马上再给贝蒂打电话。一个穿制服的值班特工告诉她会带她走一走，还透出消息：总统正和他的朋友、一个漂亮又有名的cbs电视台女记者艾黎诺芒黛尔呆在里面。
好一个和律师的会议。用了极大工夫才克制住自己，莫妮卡说：“好吧，我晚些时候再来。”然后转身就走，满怀愤怒，难以抑制：他欺骗了她，一直还在见她心目中的主要情敌。她在旁边的酒吧里发现了公用电话，就打给贝蒂，那边一接，她立马开始了长篇咒骂，后来她承认这对贝蒂不公平：“我太过分了，说给她的那些话实在是太难听了。”
她回到水门公寓后，收到了总统秘书寄来的信笺，语调哀伤，不过她不愿意回复。那边哭泣的贝蒂请求她不要激动，哀诉说如果总统知道一切就会把她炒掉的。莫妮卡在回复中坚持要和总统说话，不过贝蒂以总统正和首席检察官见面为理由拒绝了，还说莫妮卡这个状态绝对不能和总统说话。
莫妮卡愤怒沮丧，气得发抖，决定马上飞去纽约找母亲。她立刻拎了个包，搭的士去机场，到那里才发现自己没带钱包，等她回到公寓，冷静多了，头脑也清醒了。她又决定打电话给贝蒂，要求和总统说话：“我现在冷静下来，想和他说话了。”贝蒂回电过来，把她接进总统的电话。
这次，轮到莫妮卡享受语言暴力了。长达56分钟的通话，总统就像刚才的她那么愤怒：“我这辈子，还没谁对我，像你刚才对我那么差过。除了我的家人、朋友和手下，我陪伴你的时间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你怎么能搞成这样，我见谁和你无关。”
不过，莫妮卡可根本不吃这套，她指责他和芒黛尔有一腿。他反驳说：“我根本和她没有暧昧关系，她是我的一个朋友，事实上正是我撮合了她和她现在的男友。”莫妮卡则还击说，他有一次去加利福尼亚开会时，芒黛尔跟他一直呆到早上3点40，第二天也一直跟着他。“你是否觉得，我傻到会跟一个我一直玩弄的人一起出去do you think i would be stupid enough to go running with someone”他问道，咄咄逼人地要她的答案：“你还需要我回答这问题吗”
总统改变了语调：“你不该对贝蒂说那些事情，你没有权利对任何人那么说话。你要见我，然后就能因为我忙着工作而大发雷霆。”“我想见你”莫妮卡对此嗤之以鼻：“我说了我要离开你，要去纽约，想做的只是见你一面。你却始终不给我答复，真不明白有那么难吗”
面对她的质疑，他有些不解地回答：“我倒不明白，现在理都在你那边了。那事发生后，你告诉我，一切结束时不会给我任何麻烦。”可能是下意识作祟，早就料到的莫妮卡马上回答：“麻烦你觉得我现在给你麻烦了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麻烦。”
就像他们所有的争吵一样，最后总能转危为安，冷静下来，总统甚至同意让她过来看他。莫妮卡根本不需要再次邀请，下午1点就又到了白宫。她早把那封写着“英俊的，再见”的信留在家里，带上的都是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包括有在纽约买的那个雪茄架，一个星巴克的“圣诞老人”咖啡杯，还有最近一次去伦敦时买的一条领带。
他们见面时的气氛，和电话战争时的完全不同。坐在摇摆椅的总统大方热情，抚摸着坐到他大腿上的莫妮卡的头发。她则光彩照人，倾诉着那封信里的伤感话语。他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讲到他对女性的吸引力。莫妮卡说无数女人觉得他英俊潇洒，他则不那么同意，还讲了自己减肥的故事。他说自己小时候太胖了，跑得比别人慢多了，每年复活节彩蛋比赛，等他跑到终点早就没有巧克力彩蛋了。他的体重问题一直延续到整个高中生涯。“太悲伤了。”她回想说。他成功地避开了和她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那是她以前为他在一份备忘录里准备的。他告诉她，自己访问范库府时给她买了一份礼物，圣诞节前会送给她，他还答应给她一个圣诞节之吻。正如他所说，圣诞节时接吻是允许的。
对莫妮卡而言，一个再次见面的许诺就是一个突破，要知道前个晚上她还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她准备离开时，总统郑重地告诉她：“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把你晾在一边，我不会抛弃你，会给你打电话，叫你来拿圣诞礼物。”他讲的话真有意思，承认他对她的糟糕处境负有责任，还暗示他们的关系还能继续。
莫妮卡情绪复杂地离开了白宫，飞去纽约和母亲度完周末。虽然还在为总统在她工作问题上的遮遮掩掩而隐隐作痛，但是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是她的心灵伙伴。就像她这时写下的一段自我思考：“对我的生活而言，我不明白为何你可以对我如此时好时坏。每当我想起你用阳光布满我内心的时候，再想到你让我整天哭泣、痛不欲生的时候，我就会恶心。”
这个下午晚些时候，克林顿总统从他的律师那里知晓，一直致力于葆拉琼斯对他的性指控案的律师们提交了一份可能的证人名单，莫妮卡的名字就在其中。至于总统为什么要在近两周以后告诉她这点，这还是个谜。
完全不知道这些新进展的莫妮卡几天后给他寄了一张有趣的卡片，上面写着：“惟一比再次看到你更让我兴奋的是，看到你全身赤裸，一手拿着一沓彩票，另一手拿着一罐奶酪。”里面还夹着一张纸片，她说要为上次道歉，指出他们争吵的原因在于他、她和贝蒂三人之间的误解。她说她更想成为他生命中快乐而非痛苦的源泉。接着她说：“我愿拿2分钱打赌，葆拉琼斯案和我无关。”
莫妮卡仍然想着保护她的男人，她建议他除了自己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外，还应该专门聘请一个女律师去对付琼丝的指控和证据。她觉得女人在美国公众中的影响会比男人更好。她根本没意识到，不管愿不愿意，自己马上将卷入这个不断演变的传奇故事的核心，她私人的情感戏将面对一群庞大的听众，甚至比美国公众还要庞大。
第十章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
手中一支点燃的香烟，眼眶中泪光闪烁，琳达特里普和莫妮卡一起站在五角大楼外的狭长巷子里，感受着12月寒冬的刺冷。她匆忙喷出一口“marlboro light”，说出了莫妮卡期待了几周的忏悔录：“对不起。我是一个糟糕的朋友，一个坏人，居然对你做出这种事情。我仔细思考了自己有多么龌龊。对不起，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周一，12月8日，这次会面是她们11月21日深夜争吵以来第一次说话。
莫妮卡最大的优点之一是从不小气。虽然吵过架，她去欧洲执行五角大楼任务前，还是把买给特里普的生日礼物放在她的办公椅上。包装精美的盒子里是一个古董式镇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面刻着一首维多利亚时代歌颂友谊的感伤诗歌，彰显着特里普的卑鄙行径和莫妮卡的大度。
莫妮卡马上就要离开五角大楼了，除了私事，她还想在走前解决几件事情。她特别着急，找寻工作的努力不该因为“克林顿黑洞”无疾而终，这很有道理。在她上周和总统会面时，他说乔丹正在帮她找工作一个新家伙，不过故事还是老套路。
生怕乔丹忘记了她，莫妮卡给他寄了份礼物，有一个篮球帽、一盒巧克力、一张小纸条和一份她的复印履历。这个善意的提醒看来效果不错，12月11日，她去他办公室面谈，在吃了顿土鸡三明治和减肥可乐组成的工作餐后，他们讨论了莫妮卡的工作问题。乔丹给了她三家公司macandrews＆forbes露华浓现在的公司、young＆rubicam和美联社的联络人名字，他要她去联系这几个人，还保证自己会给几个商业伙伴打电话。他们讨论了她应该写的求职信的格式，他要她写完后给他发份复印件。
他们还谈到他们共同的朋友美国总统，这也是乔丹会第一时间见她的原因。莫妮卡说她眼里的比尔克林顿是男人多过总统，她只把他当成普通人，如果他不经常见她，打电话给她，她就会生气发火。一次，城里的乔丹先生接嘴说：“莫妮卡，他在和布莱尔英国首相讨论伊拉克问题时，你不能冲他大吼大叫。他又不能挂断，让你冲他发火。打现在起，如果你再生气的话，希望你打电话给我，冲我发火，我会搞定的。”接着他还取笑她的行为举止：“别不承认。你在恋爱，这就是你的问题。”莫妮卡脸红了，一言不发，她觉得乔丹对她和总统的关系知道得远比说得多。
然后，乔丹讲到了和彼得斯特劳斯的友谊，甚至当场就给他打电话，谈了莫妮卡的工作进展。确实，这次谈话后一切启动了。乔丹给那三个联络人打了电话，莫妮卡则不久以后就安排好在圣诞节前一周和其中在纽约的两家公司的面试美联社和macandrews＆forbes.
她试着逃往纽约开始新生活，不过那个曾让她伤心的城市正要摧毁她。她和乔丹见面后不久，就发现特里普已经收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传票。其实，莫妮卡发现时，事情发生已经超过了两周，传票早在特里普生日的11月24日就发出去了。尽管这一年特里普经常谈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她压根儿没有在12月那次重归于好的谈话中提到传票，这说明她向朋友隐瞒了不少事。
特里普总是说她不会对任何人讲莫妮卡和总统的事，因此莫妮卡一开始根本不担心，而是本能地反应到特里普如果出庭作证，可能会失去工作。这种担心好像是杞人忧天，特里普告诉她，自己见了律师科布巴赫，得到的建议是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去保持沉默，拒绝谈论这事。她还在莫妮卡的答录机上留言说：“我和科布谈过了，别担心，一切ok.”
这周，重归于好的两人一起到五角大楼的中央广场，为科布买一件圣诞礼物。她们购物的时候，特里普扔下了第一颗炸弹，她告诉莫妮卡，自己写下了她和总统的关系的所有细节，把材料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交给律师，只要听到自己的死讯，律师就会将里面的内容公之与众。莫妮卡吓坏了，她回忆说：“这是她嘴里蹦出来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我当时真的吓一跳，也开始发现这女人非常非常的危险。”
特里普第二枚导弹接踵而至。她告诉莫妮卡：“如果他们问起你，我会说出真相。”莫妮卡顿时呆若木鸡，害怕不已的她提醒特里普早就答应要保守秘密了，还说为有人问起她而担心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特里普坚定地站着，说如果她被问起是否知道有谁和总统有染，她会说出她的名字。她解释说，如果她否认知道这样的人，或者不说出她的名字，那么一旦葆拉琼斯的律师们有证据证明她其实知道，那么将控告她作伪证，甚至把她扔进监狱。
所有这些都让莫妮卡惊心不已，不过更糟糕的还在后头。12月17日凌晨2点30左右，她被电话铃吵醒了，好不容易摸到话筒，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她的“爱人”。虽然早就习惯他在这种奇怪的时间打来电话，可是这次她吓了一跳，因为她一直看新闻了解希拉里的日常动向，第一夫人如今正在华盛顿；而夫人在附近的时候总统几乎不会给她电话。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电话，他的声音充满关怀又忐忑不安。
没有任何开场白，他直入正题：“我要告诉你两件事。贝蒂的哥哥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她被这个可怕的消息惊呆了，泪水夺眶而出贝蒂去年就失去了一个姐妹，现在母亲又在医院。他们谈了会儿贝蒂的不幸，总统建议莫妮卡早上给她打个电话，然后就公布了第二个坏消息：“今天我看到了葆拉琼斯案的证人名单，你的名字也在其中。当我看到你的名字时，心都伤透了。”大概两周前，12月6日，当名单传真到他律师那里，总统就早知道里面有她，不过费解的是当时没有告诉她。
尽管那些在名单里的人不一定就会自动收到传讯，莫妮卡还是惊恐万分。不过总统把事情的严重性大大降低了，说她不太可能接受传讯。莫妮卡问他如果收到传票，她该怎么办。总统则告诉她或许能签署一份书面陈词，那就不用出庭作证了；如果万一真的接到传票，那么她应该和贝蒂联系。
莫妮卡对法律专业一窍不通，对政治牵连也知之甚少，不过一直有个建议，她告诉总统自己读到报道，葆拉琼斯已经把赔偿金降低到50万美元，那么他就应该结束这官司，再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自己厌倦了把精力花在官司上，这事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伤害。琼丝案最后虽然宣判克林顿无罪，不过1999年1月达成的和解还是要求他支付琼丝85万美元
40分钟的长谈过后，他说如果她愿意来取圣诞礼物，他可以叫贝蒂把她带进白宫。不过，莫妮卡拒绝了，温柔地驳斥了他的想法：“这个周末贝蒂是如此悲伤，怎么能再去麻烦她呢”
挂上电话那刻，莫妮卡感到身体不适，泪水哗哗滑落。她回想说：“总统真不善于讲坏消息啊。疼痛从肩膀直接传来，我真是感觉不舒服、惊恐、紧张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只是我噩梦的开始。”
她回去也睡不着，急着想找人聊聊。犹豫一阵后，最后还是打电话给特里普，既然她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就该好好讨论讨论问题。因此，12月17日凌晨，满面泪痕的莫妮卡打电话给特里普，告诉她自己也在琼丝案的证人名单里。
她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下度过了那个夜晚，早上她去库里的家中安慰她。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陪伴贝蒂，帮她筹备哥哥的葬礼。即使在她帮忙干活的时候，也忍不住去想那沉甸甸压在身上的新麻烦。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葆拉琼斯的律师们盯上，怀疑很可能自己的电话被人窃听，房子被人监视。
传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让人担心受怕，紧张不安。莫妮卡特别担心，总统会发现她早已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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