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荣光

25.南昌起义中朱德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下
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兵分两路。
在三河坝，部队留下二十五师，主力由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等同志率领南下，直奔潮汕，夺取海陆丰这一带，争取获得一个港口接受可能来自共产国际或者苏联的军火援助。
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三河坝，阻击国民党抄袭起义军的后路，阻击几天之后，可以南下和主力会合。
就这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经过三天三夜的阻击，部队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仅剩2000多人。
朱老总完成了三河坝的阻击任务，准备南下与主力会合。
这时候，南下一些失散的官兵跑回来告诉朱老总，主力南下作战失败，只有12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领导人分散突围。
这是非常严重的消息，周恩来同志、聂荣臻同志去了香港，叶挺同志去了南洋，贺龙同志去了湖南，刘伯承同志去了上海。当时从南部跑回来的一些官兵讲：“主力都散了，我们不是主力还在这干什么我们也散伙算了。”
部队面临一触即散的架势。当时如果没有朱老总，这支队伍很可能就溃散了。
在关键时刻，首先站出来的是朱德。
朱德说队伍不能散，主力打散了，但我们不能散，我们还有人，还有枪，有人、有枪就有办法。
后来很多当时留在三河坝的同志回忆，部队勉强听取了朱德的意见，非常勉强。因为部队不是他的，是叶挺的二十五师，朱德只是负责指挥。叶挺主力在南下作战全军覆没，二十五师走投无路，这个老同志说他有办法，大家姑且跟他干干，看他有什么办法。
队伍勉强没有散。
南昌天气非常热，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但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营。起义队伍穿短衣短裤，跟着朱老总走，一直走到10月底，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队伍还是短衣短裤，没有备装、没有食品、没有药品、没有弹药、没有给养，越走人心越散，越走队伍越散。
杨至成上将后来回忆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各级干部纷纷离队。
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
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后来在上海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向中央陈述当时情况：“师长、团长均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2000多人的三河坝队伍走到最后只剩下800余人。后来中央接到报告，报告中写到南昌起义部队的窘境，师长、团长均逃跑，各营、连长直接离开。师以上军事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陈毅，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
在这个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28 000多人的八一南昌起义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只剩800余人。
这800余人能不能保留下来
对丧魂落魄者来说这800余人是残兵败将。
对胸怀大志者来说这800余人是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
人数都放在这儿了，作为领导、革命者，你怎么认识这个队伍
很多人动摇了，很多人撤走了，很多人转移了，很多人放弃了。
在最关键时刻站出来的又是朱德，在天心圩的军人大会上，朱德首先站出来稳住了这支队伍。
26.周恩来如何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
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
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
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其实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1927年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可以想见，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一样。周恩来报告后，“叶、贺部队”的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了，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三位真是生死难卜。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我们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与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下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