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那些事儿

张慎言老头儿踉踉跄跄，不知道怎样回的家，他浑身哆嗦着给皇上上书，要求辞官还乡。
刘孔昭也没闲着，他把太常寺少卿李沾找来，让他专门写了一篇《勋臣愤激有因疏》，说刘孔昭等勋臣大闹朝堂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拥戴皇上有功，却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李沾的奏章重翻当初“迎立”的旧账，为刘孔昭等人歌功颂德，大肆攻击吕大器和张慎言等清流派。
朱由崧拿着张慎言和李沾两份奏章还没看完，罗万象，高弘图，姜曰广的奏章又到了。给事中罗万象说得很明白：皇上登基后首先荣获封爵的是江北四镇，怎么能说排斥武臣，专用文臣呢？先帝崇祯对武臣倒很宽容，可武臣尽忠于先帝的又有几人？大明祖制就是票拟权归内阁，监察权归言官，从没听说委任勋臣负责纠察弹劾，如果勋臣有了纠察弹劾的权力，那文臣们还有活路吗？
首辅高弘图的意见是：文武官员各有职掌，不得相犯，即便都是文官，六部中各部之间也不能相互干涉，吏部的职掌就是用人，张慎言推举吴牲，郑三俊完全是在履行本职的工作。唐肃宗时勋臣恃宠跋扈无礼于朝堂，监察御史李勉铁面无私，弹劾重治，群臣才知道了朝廷的威严，汉朝初创时不辨尊卑，多无章法，博士叔孙通制定朝仪典制，使臣民有所遵依，才显示出帝王的尊贵。我如今忝居辅臣之列，坐视庄严的朝堂之上，如同纷争不休的闹市，却束手无策，真是万分惭愧，请皇上罢免我的官职吧！
大学士姜曰广也托病辞官要离开朝廷。远在扬州的史可法听说了这些事，不由摇头长叹：“党祸起矣！”他上书说：昔日吴牲奉命南征，只因等候宣化总兵唐通的兵马未到，才延误了战机被罢官，其实他清廉刚直，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慎言的举荐并无不当。如果众臣有不同看法，应该平心静气辩论，何至于喧呼痛哭，灭绝法纪，让江北的骄将悍卒听到了，不更加轻视朝廷，难以约束吗？
面对这么多的奏疏，秉性柔弱的朱由崧根本理不出个头绪，一边是定策有功的勋臣，一边是勤恳工作的文官，任谁他都不想伤害，只好一边褒扬刘孔昭“有功社稷”，一边迅速派出鸿胪寺官员前去安慰和挽留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
三天后（五月二十六日），朱由崧把几位内阁大臣请到行宫，对高弘图等人说：“国家多事，正依赖各位先生，先生怎么能轻言离去呢？”
高弘图痛心地说：“臣等不敢轻言离去，只是在用人上，臣认为行，勋臣就认为不行，臣认为不行，勋臣就认为行，是非完全颠倒错乱了，臣如何能在位？”
朱由崧双眼望着高弘图，态度诚恳地说：“朕在行政，用人上所知甚少，众位爱卿所言无一不从，请不要疑心多想！”
高宏图也推心置腹地告诉皇上：“吏部张慎言清正有品，兢兢业业，所举荐的人才都久负名望，为何反被指责有罪？北方**闯贼的大臣不能用，江南现有的人才本来就没多少，如果再不合勋臣的心意，让朝廷还能去任用谁呢？至于武将选用，那是兵部的事，原本就跟吏部张慎言无关。”
朱由崧身体前倾，认真听着，不住点头。随后高弘图，姜曰广又谈起皇上身边的太监侍宠营私的一些事，朱由崧面容严肃地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些近臣贪赃受贿，煽风点火，真让人痛恨！”
朱由崧应该不是个浑浑噩噩的人，他观察了一些事，也思考了不少的问题，但就是迟迟没有行动。他知道刘孔昭的行为确实是蛮横嚣张得过分了，把他这个皇上根本没放在眼里，但要惩治刘孔昭，他却没有这样的勇气和魄力。
朝堂上这些严正的文臣都有些古板，他感觉身边没有几个能说心里话的亲近人，再说能稳稳当当坐在龙墩上，也不能没有那些掌握军权，拥有实力的武人呀。
满肚子屈辱的张慎言等了几天，也不见皇上主持公道，刘孔昭不仅没受到惩治，反以翊戴之功获得褒赏，老头子彻底失望了，他知道自己在南京朝廷已经呆不下去了，于是最后一次向弘光帝上书。
他回顾了自己忠心报国，屡遭贬谪的坎坷经历后，心情沉痛地说：“待罪铨曹（吏部）二十日，即被刘孔昭攻扞，已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唯有一去而已。可怜我的儿子履旋在流寇占领阳城（今山西阳城县）的时候，坚毅不屈，投崖而死，只有一个孙儿，年龄尚幼，不知流落何地，看来，今后我只有跟和尚道士为伴了。”
从此，老头子不再上朝，“撂挑子”不干了。六月二日，弘光帝命吏部司官敦促张慎言到部治事，张慎言不应。六月十日，朝廷终于同意张慎言退休。
但此时山西被农民军攻陷，张慎言已无家可归，只得流落寓居在芜湖，宣城之间，多亏孤孙辗转奔波前来寻找到他，张慎言流着泪笑着说：“有生之年还能祖孙相聚，我心愿已足。”
第二年南京被清军占领后，张慎言终日郁闷，疽发于背，告诫孙儿不准用药，最后忧愤而死。
张慎言，字金铭，山西阳城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考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弘光五朝，于弘光元年（1645）秋季去世，终年六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