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
第16部分阅读
立检察官办公室oic共同的说法，她打电话到oic，告诉调查员，总统和一名政府女职员有染，这名女职员也接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传票，总统和维农乔丹要她在这个事情上撒谎。她还补充说，自己有20小时谈话的录音带作为证
据。电话里，她还说那名职员已经签署了一份伪造的书面陈述，虽然后来几次谈话中，她咬定莫妮卡是在乔丹给她安排了工作后才签署文件的。
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特里普成为注意焦点。她给oic打电话后一个小时，6名联邦调查员和1名fbi干员就来到她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家里，听取她的故事。后来才暴露出来，斯塔尔办公室如此热情高涨，是因为他们早就从葆拉琼斯的律师那里听说了莫妮卡和总统的事情。特里普那夜都在向他们汇报情况，说出她所知道的一切。不过，表面看来，她的口头证词和录音带证据并不充分，特里普答应调查员的要求，在和莫妮卡的面谈中带上窃听器，这样oic就能听到和记录她们的谈话内容了。
特别调查员的到来，让特里普的故事有了新的意义。不再是关于一个人的背叛，出本“说出一切真相”的书捞上一票；而变成了一个捕获总统的圈套。独立检察官，这个在克林顿传记中，被痛恨的由总统自己后悔任命的人，现在出场了。他让特里普用窃听器录下了几次致命的谈话。于是，历史就这样在两个女人的谈话中，开始发生改变。
之前四年，调查“白水事件”的独立检察官、特别调查员肯尼斯斯塔尔，一个南方人，右翼的浸信会教友，狂热地寻找总统过失的证据“水门事件”后，1978年成立了特别调查办公室，特别用来调查政府行政人员在任期内的问题。斯塔尔原本是负责调查白水土地交易丑闻克林顿和希拉里都牵涉在内还负责收集各种犯罪证据，特别是关于总统的。现在，他出场了。
1998年1月前，花去整整4年和4000万美元纳税人的金钱，他的调查一无所获，因此特里普的电话不啻于天降甘露。如果她的说法和证据都确实的话，斯塔尔最终还是掌握了总统犯错的证据，虽然和“白水事件”八竿子都打不着。他的调查员们对特里普关于乔丹给莫妮卡找工作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因为“白水事件”调查时，乔丹的名字也在其中，牵涉到向前联邦首席检察官韦波斯特哈贝尔付封口费的事件中。
每次斯塔尔想扩大调查范围，都必须申请法律批准，所以他必须要找到一些把莫妮卡莱温斯基和“白水事件”联系起来的证据，维农乔丹就是这个人，他能让斯塔尔把正在进行的一桩可疑土地交易和所谓总统的腐朽爱情生活联系起来。
根本上，如果能发现总统通过乔丹为莫妮卡找到一份工作，作为她沉默不语的回报，那么他就犯下滥用权限的错误，在斯塔尔看来这是一项可引起弹劾的罪名。因此，特里普的录音带和证词的重要性，就在于解释了乔丹到底在莫妮卡找工作时起了什么作用。然而，就像离开说话语境，录音带的内容就发生偏差一样，录音带给出莫妮卡在1997年秋季的生活图景也有许多问题，经过特里普的拼命掩饰，这个具有欺骗性的录音带，向肯尼斯斯塔尔误传了事件的真相。
要么无心插柳，要么有意栽花，特里普没录或者毁掉了许多重要的谈话。那些谈话足以大大降低莫妮卡莱温斯基在斯塔尔调查中的戏份，能显示乔丹参与进来完全是莫妮卡自己提出来的，而且显然是远远在她、总统或乔丹知道她会被牵连进琼丝案以前发生的。明显漏掉的还有特里普在1997年10月6日和朋友凯特弗里德利希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谈话中，弗里德利希谈到莫妮卡被列入白宫的黑名单。就像弗里德利希后来澄清的那样，这是一个谎言，特里普有这种明显的撒谎，就该降低她作为一个证人的可信度。根据斯塔尔报告，fbi后来调查显示，录音带很可能被篡改或复制过，如果这是真的，就意味着特里普在宣誓的情况下，在大陪审团和fbi面前撒谎。
就像一个评论家埃利斯埃克曼说的那样：“录音带展示的内容不是关于什么非法性行为或妨碍司法公正的，而是女孩间的谈话，被那个心计颇深的特里普引出火花，而为独立检察官、葆拉琼斯的律师提供材料，还有最有用的，为一本书提供素材，这本书描述了特里普如何揭露一个妨碍司法公正和掩盖非法性行为的大阴谋。”
对斯塔尔来说，这么早行动是一场赌博。其实，他为了抓住那个他怀疑犯了法的人，不惜违反规则。技术层面而言，独立检察官只有权力调查“白水事件”，因此当特里普按照斯塔尔的要求，带上窃听器去记录和莫妮卡的谈话时，他的行为越过了权限。许多人质疑说，他超越了自己的管辖权去搜寻可能的证据，以让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相信他应该把莫妮卡莱温斯基也归进自己现有的调查中。
1998年1月13日，周二，特里普衣服里装着窃听器，到五角大楼城的丽池卡登酒店和莫妮卡吃午餐。她见面先吻了她的年轻朋友，知道这时候，oic调查员正在酒店上面的房间里监听她们的讲话。
这次见面冗长而脆弱，持续了三小时，特里普让莫妮卡整个描述了她和总统的整段事情。莫妮卡按照自己的计划，在特里普去洗手间时检查了她的皮包，当然她找不到录音机，因为麦克风和发送机都装在特里普身上。莫妮卡又说了她以为特里普喜欢听的话，轻描淡写地谈了她的新工作，然后惊讶地回答了无数关于总统和维农乔丹的问题，终于她又用了那招感情攻势，说她精神太紧张了，她母亲不得不送她去医院服用镇静剂。
正是这顿午餐，她的谈话里掺杂着大量谎言和夸大，也让她无意中控告了自己。楼上，那些监听的调查员马上意识到，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申请扩大调查范围了。要命的是，她还向特里普重复了那个谎言：她打算直到乔丹她上午送谢礼的时候刚见过他给她找到工作才签署那份书面陈述文件。对监听人员而言，这就是证据，能证明总统滥用权力，让乔丹为和他有染的女人牟取利益。
莫妮卡的谎言带来几个大问题。她根本不知道oic的人在场，告诉特里普说自己还没有签署书面陈述。问题是，如果没有第三方告诉真相的话，斯塔尔方面怎么可能知道文件早已签署了还有一方是谁葆拉琼斯的律师们那时，莫妮卡已经签署文件6天了1月7日签的，琼丝阵营肯定早已收到了莫妮卡律师传真过来的那份假书面陈述的复印件。只是，琼丝的律师们是由右翼机构、也是积极反克林顿势力的拉特福德协会提供经费的，他们和oic的合作到底有多深，是一个秘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独立检察官到底有多“独立”
莫妮卡发现，这段午餐吃得又生气又糊涂。特里普根本没站在她这边，似乎又退了回去，反复在莫妮卡书面陈述的内容上纠缠不清。整整三小时，特里普都友善大方，充满同情，同时也施展着阴谋诡计，她肯定自始至终都清楚，自己正在把莫妮卡引向一条通往监狱的不归路。
不像戈德伯格或伊斯科夫，特里普非常了解莫妮卡，也喜欢她的朋友，不过她还是打算把这个幼稚、脆弱又容易轻信的年轻女孩扔向那群法律之狼。莫妮卡发现，回首那段悲伤岁月很难不怒气冲天，别提原谅了，她根本难以理解特里普的背叛或随便给那种行为起个什么说法。“我对她很好，她知道我这人的弱点。我无条件地信任她。她却只是因为怨恨和嫉妒而出卖了我。我不知道，她晚上怎么睡得着，怎么敢照镜子。她真是一个恶心、卑鄙、无耻、恶毒的小人。”
那段致命午餐的第二天，1月14日，周三。上午，两个女人又聊了一次。莫妮卡告诉特里普自己打算签署书面陈述文件了，另一方面，特里普则说她想找一个新律师，原来那个太“中立”了。两人没一个在说真话。
这天上午她们又聊了好几次。莫妮卡继续编造着她打算签署文件的把戏。特里普则问莫妮卡，是否愿意作为她的道义支持，开车送她去律师办公室，这个女孩还和以前一样好心，就答应了。不过，莫妮卡做之前，却说她想到一个好主意：根据她们的谈话和自己在写作书面陈述时学到的经验，整理出特里普会在她的书面陈述里讲到的几点。然后，她花了两三小时去勾勒她觉得特里普应该涉及的几个方面和一些观点，后来这些被称为“谈话重点”的观点非常有名。而且，她还写了两个版本，一个供特里普在车上念，另一个则让特里普交给她的律师，作出好像她亲手写的那样。
就像莫妮卡最近一个月一直争辩的那样，这文件基本上都集中在谈凯瑟琳威利的问题，只是偶尔涉及到另一个女人，特里普一度觉得那个女人非常重要，后来发现是个“大骗子”，而且视总统为草芥。这份三页的提纲基本反映了莫妮卡对过去几个月特里普所谈到的维利的认识，既体现了她原来在新闻周刊那篇文章的评论，也有她私下的说法。同时，把问题集中在维利身上，莫妮卡就能撤离火线了。
丑闻爆发后，特里普公开质疑莫妮卡亲手写了这大纲的说法，她的推论显然带有诬蔑性大纲的思想过于精细有序。各种各样的作者身份都被拿出来讨论，从总统的律师鲍伯贝内特、白宫律师部门的布鲁斯林赛到维农乔丹，甚至包括总统自己。一个评论家说：“如果真是莫妮卡莱温斯基写的，她就是一个精明的律师。”
不过，就算草草一瞥特里普录音的那段草稿，读过新闻周刊的那篇文章，了解莫妮卡刚签署的那份文件的结构，就该知道只有她才可能是作者。其实，一个事实足以证明她的作者身份：离她建议到最后完成文件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就算了解背景情况，也没有哪个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全面的一份文件。这只是又一个针对莫妮卡的谣言，一个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澄清的谣言。
特里普看到“说话重点”，就告诉莫妮卡她觉得“实在精彩”。她读了每一个点，还喃喃自语着“对，对”。然后，她告诉莫妮卡自己已经解雇了律师科布巴赫，新律师詹姆斯穆迪是她家的一个朋友。其实，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她的新律师詹姆斯穆e courtesy of来自卢西安戈德伯格的关系。
这天后来，两个女人又谈了一会儿。如今处于oic庇护下的特里普又想诱使莫妮卡去陷害自己。她说的话让莫妮卡她不了解内情觉得实在荒谬。比如，她建议莫妮卡和总统真正地干一回，这个主张对一个了解她们关系每个细节的人来说实在太怪异了。
被特里普的言行搞得头昏脑涨，精疲力竭，莫妮卡最终想到了对付她这个古怪朋友的办法。如果特里普的证词真的针对她，那么她或者干脆否认说过和总统有染的任何话，或者就承认是自己编造了谎言，承担起所有责任。
太晚了。第二天，1月15日，葆拉琼斯的律师们已经收到戈德伯格家族所属快递公司的记录，正是特里普向莫妮卡建议的那家。合法文件显示莫妮卡向白宫送出多个包裹。同时，迈克尔伊斯科夫打电话给库里，缠着她问这些神秘包裹的详细情况。
过去几个月，特里普和她的阴谋同党已经编好了绳子；过去几周，特里普打好了绳结；就在几小时后，1998年1月16日，周五，五角大楼城丽池卡特酒店1012号房间，特里普会看着fbi探员和oic一起把绳圈套向莫妮卡的脖子。
第十一章 1012房的恐怖
莫妮卡依然穿着晨练的健身服，感觉很运动，不过5英尺6英寸的她比起面对着的两个荷枪实弹的fbi干员和眼神冷酷的调察官来说，还是显得渺小脆弱。不过，她还是态度强硬，“让她留下来看。”她嘲笑着：“我要那个背信弃义的脿子看着，她对我干了什么。”
因此，接下来的45分钟，琳达特里普静静地坐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五角大楼城的丽池卡特酒店1012号房间，看着莫妮卡的世界在她身边崩溃。时光流逝，特里普一动不动，双手交叉放在棕色套装的裤子上，脸上浑然漠不关心的样子，虽然她可能已经暗暗为自己的坚强、果敢和智慧击节叫好了。一个好市民尽了她的责任，痛苦，然而环境使然。
很快，房间里所有人都感觉到痛苦的滋味。迷惑又愤怒，莫妮卡不明白为什么会被带到丽池卡特10楼的房间，她对那两个fbi干员的敌意仅次于对特里普的憎恨，几分钟前，面无表情的这两人刚在五角大楼城的广场小食街里把她带出来。
作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手术的一部分，特里普把她朋友引到聚会地点。当斯塔尔的一个调查员麦克艾米克走进房间的时候，莫妮卡对特里普出卖的结果已经了然于胸。虽然这个黑发蓝眼、身高6英尺的男人装出一副温和平静的声音，她还是把他看成是令人讨厌的人类样本。
她愤怒不已，不过还是注意到他朝她说话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子紧张。他描述了过去几周和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大多数含糊不清：“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独立检察官联邦罪案详细调查肯尼斯斯塔尔。”听到最后一个名字，莫妮卡浑身一震，想道：“他究竟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干的只是掩盖和总统的关系，难道这就和他牵涉上了”
她很快就清楚了，艾米克用阴冷的声音告诉她，他们有证据证明她犯有一系列罪名：“我们准备起诉你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欺骗陪审团、收买证人和阴谋罪。你要在监狱里呆上15年。”
他还表示，他们将提出指控，除非她同意和oic当时的调查合作。莫妮卡崩溃了，她甚至不清楚到底具体是哪些罪名，就痛哭流涕起来。这种痛苦，恐惧直到今天还困扰着她。“我觉得，当时感受到的无助和恐惧难以描述。好像我的胃被切开，有人再在伤口上洒硫酸。我感觉到有一种锥心刺骨的痛，甚至盖过了内心的恐惧，真是难以置信，我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把莫妮卡送进1012号房的是一连串事件。先要追溯到这周初，特里普将那些记录谈话的非法录音带交给斯塔尔的部门；然后是她和莫妮卡的午餐，她带着窃听器，oic官员们就能监听到她们的冗长谈话；到周五，也就是1998年1月16日，更是有了突破性进展，三名法官构成的小组批准了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的请求，同意斯塔尔的调查范围从白水土地交易丑闻扩大到总统和莱温斯基的秘密关系。
白水和莫妮卡能扯上关系，是因为总统的朋友乔丹在两件事上都有份。斯塔尔坚持说乔丹和总统耍阴谋，通过为莫妮卡提供一份工作，换取她在琼丝案的一份伪造的书面陈述其实，乔丹开始帮助莫妮卡时，两人还根本对可能卷入琼丝案一无所知。至于斯塔尔关心的是，这是反总统案的一部分，莫妮卡像特里普一样答应合作，是收集大量总统过失证据的关键一步。
在1012号房，莫妮卡开始认清这残酷的现实，也在坚持对抗和屈辱接受命运之间摇摆不定，其间还有很长时间就哭作一团。“如果我一定要去监狱，那应该做点事以保护总统。”她想：“我不能背叛他，不能告发他。”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毁掉所钟爱男人的生活，后悔得不能自己。
开始，她想到了自杀，这是既不用去监狱，又保护她“英俊的”的惟一办法。“我可受不了监狱，出来时白发苍苍，没人愿意再娶我。我永远也享受不到结婚成家的幸福，生活就此完蛋。我想，除了自杀，别无他法。如果自杀了，就一无所有了，我也不用再去管给总统带来的麻烦和伤害。”
房间有滑动窗户，她考虑过跳下去，摔在下面玻璃棚上自杀。这时她紧张过度，神经过敏，幻想有fbi狙击手呆在对面的建筑，如果她作出任何威胁性或什么麻烦的举动就会开枪。虽然如此，她还一直在想：“如果我自杀了，调查中的其他人会怎么样他们都会没事吗”
当调查人员在商业街那里初次接近莫妮卡，她就重复一句话想找她的律师弗兰克卡特。在房间里，对付她的调查人员和fbi干员们面面相觑，然后告诉她，他们不会让她把事情告诉别人，因为这是“非常时期”。她能想到的惟一理由就是，总统将在第二天出庭为葆拉琼斯案提供提供证词，他们要求她马上合作可能与之有关。还有一件事对斯塔尔同样重要，新闻周刊即将登载这个故事，如果莫妮卡的名字被公开，她的利用价值可能就完了，克林顿和他的律师团就会有所戒备。
过了会儿，艾米克解释说如果她愿意合作，就到隔壁那间房，他的同事会听取她关于和总统关系的汇报。他强调她必须告诉他们全部事实真相，还说她可以在他们监听的情况下，给贝蒂、维农乔丹甚至是总统打几个电话；或者装个窃听器找他们聊天。
他们正盘算着给她装个麦克风，然后去白宫椭圆办公室窃听美国总统的谈话这还不算荒谬之极的，他们还要她背叛贝蒂，这个善良温柔、常去教堂的女人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尝尽了人世间的痛苦。莫妮卡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电话给贝蒂，和她说话，诱她上钩。我做不出来，太卑鄙，太无耻了。她是一个好人，如果我这么干了，以后肯定无法面对自己。”
时间慢慢流逝，房间里安静了一阵，然后斯塔尔的人又来施加压力了，态度更加咄咄逼人。他们拿来一个录音机，放了她这周早些时候和特里普午餐时的谈话录音。这时她才反应过来，特里普在谈话时带了无线电，fbi干员则一直监听她们的谈话。更糟糕的是，他们还给她看了两人午餐后一起离开那里的黑白照，斯塔尔的人让她不寒而栗have her cold，莫妮卡意识到她没机会逃出了。
然后，他们再次谈起合作，告诉她只要照他们说的做，就会向法官说情，将她的刑期从27年减到5年，前提是她必须马上和他们合作。
琳达特里普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年轻的朋友在她面前崩溃。对莫妮卡而言，她的这副样子惹人愤怒。“我想伤害她，想如野兽般将爪子狠狠抓进她的皮肤。”最后，特里普被带走了，一个fbi女干员取代了她的位置。坐在那里的时候，从头到尾特里普一语不发，不过这毫无意义。丑闻曝光后，特里普在一次访谈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受害者：
“如果我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我也相信自己最好也不过是个背信弃义之徒，最坏的却是个魔鬼。”
莫妮卡再次要求和弗兰克卡特说话如果不能打电话给他，或许能坐的士去他办公室呢他们再次拒绝让她和律师说话，这次是因为她过去和他的联系方式，让他们担心卡特会把事情泄露给乔丹。莫妮卡的态度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变成好言好语，说自己能理解这点。
整个下午，清醒的莫妮卡一遍遍地要求和律师联系。有一次他们拒绝的理由是卡特是一个民法，而非刑法律师，在这事上帮不了她。他们毫无诚意：卡特牵头华盛顿公社辩护人组织已经有6年了。莫妮卡又表示想找卡特介绍一个刑法律师，不过他们又以会让卡特起疑为由拒绝了。情急之下，莫妮卡要求打电话给卡特的合伙人，让他介绍一个刑法律师。这次，回到了最初的答案：整件事情必须高度保密。
最后，她问道，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她该怎么办。他们答应给她一个刑法律师的电话号码，不过她觉得他们推荐的肯定都是他们一伙的，所以拒绝了。不少评论家指出，调查人员的行为明显侵犯了莫妮卡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应有的人权。而且，这些家伙，特别是fbi的人，习惯了和大j大恶之辈打交道，面对一个如惊弓之鸟、又不谙什么法律和个人权利方面情况的年轻女孩，自然大占便宜。即使总统在面对大陪审团的电视庭审中，也指责调查人员在凶狠的调查中，像对待“十恶不赦之徒”般对待莫妮卡。
筋疲力尽也联系不上律师，莫妮卡改变策略，转而要求给母亲打电话。他们再次重申不希望她打给任何人。他们始终看着她，监视她的每个行动。她要去洗手间时，他们先掏空她的口袋，又派一个fbi干员拿走那里的电话，才放她进去。
麻烦接踵而至，斯塔尔另一个副手布鲁斯乌多夫进来了，搬出他那套。选择再次摆在她面前：27年徒刑或马上合作。长期囹圄之灾的恐惧压倒一切，一次，她向艾米克哀诉：“我的一生完了。27年，谁还会娶我和我生孩子”调查官回答说：“这就是我们给你机会合作的原因，这是你最好的正确的选择。”
突然，空气凝重起来，杰克贝奈特的骇人身影闪了进来，房间里顿时又热又挤。他是斯塔尔最得力的手下之一，更习惯对付大凶大恶，而不是哭哭啼啼的小姑娘。贝奈特像一条大狼狗对付一只小猫那样，想跟麻烦的证人来场速战速决。“看，莫妮卡，你已经花了两小时，要快下决定了。”当她恳求打个电话给母亲时，贝奈特粗声粗气地回答：“莫妮卡，你24岁了，而且我们知道你很聪明，不用打电话给妈妈了。”
这时，习惯每天给女儿打个电话的玛西娅刘易斯，已经打来三次电话了。莫妮卡警告说，如果不让她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玛西娅会报警找她的。他们勉强同意让她和母亲说两句，不过前提是只能说些让母亲放心的话。这时下午3点20，莫妮卡和fbi的人呆了两小时，却好像已经过完一生。
正如答应的那样，莫妮卡告诉母亲自己很好，晚点给她回电。她们短暂通话时，fbi干员法龙就坐在旁边，手指按在电话上，只要她想告诉玛西娅事实，他就会卡断通话。然后，他们继续不屈不挠地威逼她合作，贝奈特深沉粗鲁的声音割破房间闷热的空气，他警告莫妮卡就要没时间了，如果再不马上答应合作，他们就不能帮她减免刑期了。
一次，法龙脸上堆着假笑，问她：“我抽根烟会不会妨碍你，如果是的话我就去另一间屋。”后来，当他们再次警告莫妮卡要面临27年的牢狱之灾时，他神情冷漠地翻动着夹克，向她展示里面的手铐。莫妮卡吓坏了，一直面对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有案可查，她的检察官告诉莫妮卡，如果愿意可以离开，不过清清楚楚地告诉她离开的后果。显然，莫妮卡不同意从未出场的斯塔尔的观点：那些簇拥在1012号房间的各式调查人员的做法没有违背她的意愿。她说：“那种被陷害，被淹死的感觉还有，噩梦还在困扰着我。”
10个小时，莫妮卡孤零零地陷入9名对手的包围之中，对方是荷枪实弹的fbi干员和斯塔尔手下的调查员，那些家伙辣手无情，习惯了猎捕和控告犯有严重联邦罪名的匪徒。乌多夫之前担任乔治亚州调查员期间，还被一个陪审团认定“恶意专横地”侵犯一名被告的公民权，后来陪审团判决给那名被告5万美元作为赔偿。不过，这些都毫无意义了。
然而，不管这些威逼利诱，莫妮卡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不肯带着窃听器或让他们监听她的电话，去背叛爱人和朋友。匈牙利籍的犹太女诗人汉娜塞内什为她提供了精神动力，莫妮卡高中课本里的一篇文章记载了她对母亲的爱和她的英雄事迹。
这些思想给予莫妮卡力量。她顽强地回答贝奈特，既然他们不让她和母亲自由通话，她就不会合作。在法律圈里拥有“暴徒”绰号的贝奈特打出了他的王牌：“你应该知道，我们也打算起诉你母亲，你说过她都干过些什么，那都记在录音带里。”
莫妮卡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她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境地：到底救哪个爱人或母亲她又一次痛哭流涕，对着满屋子的调查官和探员呜咽不已。她能选择自己的命运，却不能做出伤害母亲的决定。莫妮卡在心里承认，自己不是汉娜塞内什。
她恳求他们，再让她和母亲打个电话。他们担心玛西娅会联系律师，不同意她的要求。莫妮卡为了能和母亲说上话，被迫答应他们，保证玛西娅不会把事情告诉别人。
最后，他们答应了。艾米克调查官说玛西娅可以给他打电话，让他解释现在的情形。莫妮卡坚持要在1012房以外的地方给母亲打电话。虽然他们再三保证不会监听，莫妮卡还是坚持要在她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打电话。当她表示整座大楼的电话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时，他们就在她面前哈哈大笑，好像嘲讽一个疯子。莫妮卡回忆当时的想法说：“他们偷拍我的照片，监听我的谈话，斯塔尔还要起诉我，现在我像变成了一个妄想狂”
他们答应让她离开房间，前提是讨论过的条件必须得到遵守。他们还保证不会派人跟踪，不过莫妮卡一出去就被一个fbi干员跟踪，就像是动作片的情节，她通过换电梯甩掉了尾巴，一个人跑到了商业大街。她经过艺术博物馆的商店时，惊讶地看到拿着大包小包的特里普。那个把她整到地狱的女人居然在静静地购物，好像世界上根本没事发生。莫妮卡走过她身边，狠狠地叫了一句：“非常感谢”特里普明显吓坏了，像念一句咒语般说着：“他们对我干了同样的事，他们对我干了同样的事。”莫妮卡继续走，她后来说，如果当时知道特里普的全部阴谋，反应肯定没那么简单。“我会去杀她。”她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特里普离开商业街后就回家了，还有一群人在等她葆拉琼斯的律师团。根据日程安排，第二天上午，在总统做完案子的证言笔录后，他们将可以质问克林顿总统。特里普把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大概情况告诉了他们。
正如媒体评论员斯蒂夫布里尔所说：“总统的犯罪调查人员oic刚刚结束和特里普的合作，他的民事诉讼对手琼丝律师团又得到了大量弹药，可以去攻击总统宣誓后的证词。同样，斯塔尔也能从那些证词中得到总统犯罪伪证的证据。”1月17日，总统做完证词后，遭到了琼丝律师团的突袭，他们的武器正是前一天特里普提供的关于莫妮卡的材料。
这是致命一击。琼丝律师团反复诘问，总统发誓否认和莫妮卡有染。然后，律师询问道：“你是否曾经和莫妮卡发生过性关系”克林顿的这个回答可能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我从未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发生过性关系，我从未和她有染。”随着这传奇故事逐渐展开，很大程度上争论集中于“性关系”的严格定义上，取决于口茭和插入式性茭相反是否也能归入这个定义内。
行走在五角大楼城购物中心的莫妮卡，虽然敏锐地意识到总统面临的危险，但是最先想的还是打电话给母亲。最后，她找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给玛西娅。她努力压抑如潮的泪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告诉母亲发生的事情。这时，一个拖着大包小包的肥胖女人向她走来，原本还沉溺在震惊恐惧之中的她终于失去了原本已经虚弱的自我控制力，马上怀疑这个女人是一个化装过的fbi探员。她把声音放得更低，窃窃私语般一遍遍地哀求母亲：“请不要让我合作，请不要让我合作”
莫妮卡遵守了在1012号房承诺的交易规则，让母亲保证不出去乱说，而是打电话给丽池卡特的艾米克调查官。挂断电话后，她回到房间，说她的母亲想和他们说话。其中一个人打电话给玛西娅，短短聊了几句后，同意让她坐火车从纽约赶来，到女儿的身边。
莫妮卡打电话到玛西娅在第五大道的公寓的时候，黛布拉法内曼正和姐姐、妈妈坐在一起。当时的情景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里。“我们正坐着聊天，电话响了，玛西娅接过电话，身体开始发抖。她说你在哪儿你在哪儿然后就对着电话啜泣。我想，天啊，有事发生了，莫妮卡出事了。接着，她挂上电话，脸色发白，她说fbi抓了莫妮卡，在五角大楼的丽池卡特酒店。我不清楚具体的原因，但是是特里普出卖了她。fbi现在把她关在一个房间里，他们不让她找律师，她一直在哭，我们要马上出发。”
三个胆战心惊的女人抓起外衣，冲向penn火车站，去赶下午5点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她们试着分析这险恶形势，不过无法理解为什么莫妮卡会因为琼丝案而要锒铛入狱，甚至不敢相信这事会发生。黛布拉回忆说：“我们吓坏了，又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她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她和一大群fbi探员呆在一间屋子里，真是可怕啊。”
火车隆隆前行，玛西娅猛按手机按钮，想联系在洛杉矶的前夫伯尼，把女儿的可怕处境告诉他。太倒霉了，先是打不通他的电话，接着通讯中断了。等到火车延时到达，所有人都想用火车上的电话，她只能排在队伍里等待。
电话响起的时候，伯尼莱温斯基正在主持一个洛杉矶市的放射肿瘤学会议。当听到是玛西娅的电话，他以为只是要说莫妮卡马上就要搬到纽约，需要他一些帮助以便安顿下来。玛西娅一下子就粉碎了这种幻想，告诉他莫妮卡有了大麻烦，因为和“白水事件”以及总统有关的事情，现在落到了fbi的手里。
莫妮卡曾向母亲透露了一点她的事情，但对父亲守口如瓶。不过，虽然伯尼对整件事情还是摸不着头脑，但是一听见fbi正威胁女儿要么合作，要么进监狱，他的本能反应就是照他们的吩咐做。伯尼是一个穿马路不会闯红灯的人，一向对联邦调查局又敬又畏，所以他说：“你别给那帮人添乱。”
通过电话，他和玛西娅达成共识，当务之急是找个律师。他们都不认识华盛顿的人，不过伯尼的医疗事故律师比尔金斯堡在华盛顿有个办公室，他就让玛西娅到华盛顿后和金斯堡联系，让他处理这个事情。那时起，伯尼就开始为女儿不懈的努力，将他和玛西娅离婚后的十年痛苦抛至脑后。玛西娅说：“伯尼真是一个好人，肯为莫妮卡挺身而出，赴汤蹈火。我写信告诉他，他是整个国家的父亲。”即使再也没有和离婚的伯尼说过话的黛布拉也为之动容：“他拥有一个父亲应有的一切，这是他的出彩时刻。”
这时，1012号房的莫尼卡知道母亲即将赶来，感觉好多了。她本来和朋友阿希莉雷纳斯约好晚上出去，现在当然知道没指望了。她依然相信房间里的电话正被监听，坚持要到酒店大堂，用付费电话告诉雷纳斯约会取消了。还是电影情节，一个fbi在旁边窥伺着，莫妮卡在雷纳斯的电话上留了一条消息，希望她不同往常的声音和语调能提醒她的朋友，总统正处于危险之中，然后跑去警告他。当然，这不过是虚妄而已。
这时已然傍晚时分，弗兰克卡特的办公室该关门了，莫妮卡就问他们，第二天正是周六，如果她决定不合作的话，怎么才能在周末找到自己的律师呢法龙探员知道莫妮卡想和律师商量，他们调查的眼下的麻烦就过去了，他打电话到卡特办公室，想知道他周末的行踪，不过回来后告诉莫妮卡，只能通过办公室的留言机等待卡特的回音了。
事情曝光后，不管是精心设计还是无心插柳，法龙给卡特的电话都给了斯塔尔口实，可以向公众争辩说他的手下没有侵犯莫妮卡的人权。电话记录证明确实有一个电话打到卡特的办公室，这就证明他们确实给过莫妮卡机会和律师联系。就像这类官司经常上演的那样，事情或许是真的，不过真相却在别处。
绝望的莱温斯基在等待母亲的前几个小时，竟然以闲逛的姿态去掩饰自己的恐惧。斯塔尔的人玩弄规则，想把“白水调查”和莱温斯基扯上关系，在控制莫妮卡的12个小时内无情地剥夺了她的权利。不过，在这场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们的威胁和恐吓。她回忆说：“我现在已经不说什么了，就像一个遭强j的人那样，前五分钟在不停地尖叫
据。电话里，她还说那名职员已经签署了一份伪造的书面陈述，虽然后来几次谈话中，她咬定莫妮卡是在乔丹给她安排了工作后才签署文件的。
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特里普成为注意焦点。她给oic打电话后一个小时，6名联邦调查员和1名fbi干员就来到她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家里，听取她的故事。后来才暴露出来，斯塔尔办公室如此热情高涨，是因为他们早就从葆拉琼斯的律师那里听说了莫妮卡和总统的事情。特里普那夜都在向他们汇报情况，说出她所知道的一切。不过，表面看来，她的口头证词和录音带证据并不充分，特里普答应调查员的要求，在和莫妮卡的面谈中带上窃听器，这样oic就能听到和记录她们的谈话内容了。
特别调查员的到来，让特里普的故事有了新的意义。不再是关于一个人的背叛，出本“说出一切真相”的书捞上一票；而变成了一个捕获总统的圈套。独立检察官，这个在克林顿传记中，被痛恨的由总统自己后悔任命的人，现在出场了。他让特里普用窃听器录下了几次致命的谈话。于是，历史就这样在两个女人的谈话中，开始发生改变。
之前四年，调查“白水事件”的独立检察官、特别调查员肯尼斯斯塔尔，一个南方人，右翼的浸信会教友，狂热地寻找总统过失的证据“水门事件”后，1978年成立了特别调查办公室，特别用来调查政府行政人员在任期内的问题。斯塔尔原本是负责调查白水土地交易丑闻克林顿和希拉里都牵涉在内还负责收集各种犯罪证据，特别是关于总统的。现在，他出场了。
1998年1月前，花去整整4年和4000万美元纳税人的金钱，他的调查一无所获，因此特里普的电话不啻于天降甘露。如果她的说法和证据都确实的话，斯塔尔最终还是掌握了总统犯错的证据，虽然和“白水事件”八竿子都打不着。他的调查员们对特里普关于乔丹给莫妮卡找工作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因为“白水事件”调查时，乔丹的名字也在其中，牵涉到向前联邦首席检察官韦波斯特哈贝尔付封口费的事件中。
每次斯塔尔想扩大调查范围，都必须申请法律批准，所以他必须要找到一些把莫妮卡莱温斯基和“白水事件”联系起来的证据，维农乔丹就是这个人，他能让斯塔尔把正在进行的一桩可疑土地交易和所谓总统的腐朽爱情生活联系起来。
根本上，如果能发现总统通过乔丹为莫妮卡找到一份工作，作为她沉默不语的回报，那么他就犯下滥用权限的错误，在斯塔尔看来这是一项可引起弹劾的罪名。因此，特里普的录音带和证词的重要性，就在于解释了乔丹到底在莫妮卡找工作时起了什么作用。然而，就像离开说话语境，录音带的内容就发生偏差一样，录音带给出莫妮卡在1997年秋季的生活图景也有许多问题，经过特里普的拼命掩饰，这个具有欺骗性的录音带，向肯尼斯斯塔尔误传了事件的真相。
要么无心插柳，要么有意栽花，特里普没录或者毁掉了许多重要的谈话。那些谈话足以大大降低莫妮卡莱温斯基在斯塔尔调查中的戏份，能显示乔丹参与进来完全是莫妮卡自己提出来的，而且显然是远远在她、总统或乔丹知道她会被牵连进琼丝案以前发生的。明显漏掉的还有特里普在1997年10月6日和朋友凯特弗里德利希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谈话中，弗里德利希谈到莫妮卡被列入白宫的黑名单。就像弗里德利希后来澄清的那样，这是一个谎言，特里普有这种明显的撒谎，就该降低她作为一个证人的可信度。根据斯塔尔报告，fbi后来调查显示，录音带很可能被篡改或复制过，如果这是真的，就意味着特里普在宣誓的情况下，在大陪审团和fbi面前撒谎。
就像一个评论家埃利斯埃克曼说的那样：“录音带展示的内容不是关于什么非法性行为或妨碍司法公正的，而是女孩间的谈话，被那个心计颇深的特里普引出火花，而为独立检察官、葆拉琼斯的律师提供材料，还有最有用的，为一本书提供素材，这本书描述了特里普如何揭露一个妨碍司法公正和掩盖非法性行为的大阴谋。”
对斯塔尔来说，这么早行动是一场赌博。其实，他为了抓住那个他怀疑犯了法的人，不惜违反规则。技术层面而言，独立检察官只有权力调查“白水事件”，因此当特里普按照斯塔尔的要求，带上窃听器去记录和莫妮卡的谈话时，他的行为越过了权限。许多人质疑说，他超越了自己的管辖权去搜寻可能的证据，以让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相信他应该把莫妮卡莱温斯基也归进自己现有的调查中。
1998年1月13日，周二，特里普衣服里装着窃听器，到五角大楼城的丽池卡登酒店和莫妮卡吃午餐。她见面先吻了她的年轻朋友，知道这时候，oic调查员正在酒店上面的房间里监听她们的讲话。
这次见面冗长而脆弱，持续了三小时，特里普让莫妮卡整个描述了她和总统的整段事情。莫妮卡按照自己的计划，在特里普去洗手间时检查了她的皮包，当然她找不到录音机，因为麦克风和发送机都装在特里普身上。莫妮卡又说了她以为特里普喜欢听的话，轻描淡写地谈了她的新工作，然后惊讶地回答了无数关于总统和维农乔丹的问题，终于她又用了那招感情攻势，说她精神太紧张了，她母亲不得不送她去医院服用镇静剂。
正是这顿午餐，她的谈话里掺杂着大量谎言和夸大，也让她无意中控告了自己。楼上，那些监听的调查员马上意识到，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申请扩大调查范围了。要命的是，她还向特里普重复了那个谎言：她打算直到乔丹她上午送谢礼的时候刚见过他给她找到工作才签署那份书面陈述文件。对监听人员而言，这就是证据，能证明总统滥用权力，让乔丹为和他有染的女人牟取利益。
莫妮卡的谎言带来几个大问题。她根本不知道oic的人在场，告诉特里普说自己还没有签署书面陈述。问题是，如果没有第三方告诉真相的话，斯塔尔方面怎么可能知道文件早已签署了还有一方是谁葆拉琼斯的律师们那时，莫妮卡已经签署文件6天了1月7日签的，琼丝阵营肯定早已收到了莫妮卡律师传真过来的那份假书面陈述的复印件。只是，琼丝的律师们是由右翼机构、也是积极反克林顿势力的拉特福德协会提供经费的，他们和oic的合作到底有多深，是一个秘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独立检察官到底有多“独立”
莫妮卡发现，这段午餐吃得又生气又糊涂。特里普根本没站在她这边，似乎又退了回去，反复在莫妮卡书面陈述的内容上纠缠不清。整整三小时，特里普都友善大方，充满同情，同时也施展着阴谋诡计，她肯定自始至终都清楚，自己正在把莫妮卡引向一条通往监狱的不归路。
不像戈德伯格或伊斯科夫，特里普非常了解莫妮卡，也喜欢她的朋友，不过她还是打算把这个幼稚、脆弱又容易轻信的年轻女孩扔向那群法律之狼。莫妮卡发现，回首那段悲伤岁月很难不怒气冲天，别提原谅了，她根本难以理解特里普的背叛或随便给那种行为起个什么说法。“我对她很好，她知道我这人的弱点。我无条件地信任她。她却只是因为怨恨和嫉妒而出卖了我。我不知道，她晚上怎么睡得着，怎么敢照镜子。她真是一个恶心、卑鄙、无耻、恶毒的小人。”
那段致命午餐的第二天，1月14日，周三。上午，两个女人又聊了一次。莫妮卡告诉特里普自己打算签署书面陈述文件了，另一方面，特里普则说她想找一个新律师，原来那个太“中立”了。两人没一个在说真话。
这天上午她们又聊了好几次。莫妮卡继续编造着她打算签署文件的把戏。特里普则问莫妮卡，是否愿意作为她的道义支持，开车送她去律师办公室，这个女孩还和以前一样好心，就答应了。不过，莫妮卡做之前，却说她想到一个好主意：根据她们的谈话和自己在写作书面陈述时学到的经验，整理出特里普会在她的书面陈述里讲到的几点。然后，她花了两三小时去勾勒她觉得特里普应该涉及的几个方面和一些观点，后来这些被称为“谈话重点”的观点非常有名。而且，她还写了两个版本，一个供特里普在车上念，另一个则让特里普交给她的律师，作出好像她亲手写的那样。
就像莫妮卡最近一个月一直争辩的那样，这文件基本上都集中在谈凯瑟琳威利的问题，只是偶尔涉及到另一个女人，特里普一度觉得那个女人非常重要，后来发现是个“大骗子”，而且视总统为草芥。这份三页的提纲基本反映了莫妮卡对过去几个月特里普所谈到的维利的认识，既体现了她原来在新闻周刊那篇文章的评论，也有她私下的说法。同时，把问题集中在维利身上，莫妮卡就能撤离火线了。
丑闻爆发后，特里普公开质疑莫妮卡亲手写了这大纲的说法，她的推论显然带有诬蔑性大纲的思想过于精细有序。各种各样的作者身份都被拿出来讨论，从总统的律师鲍伯贝内特、白宫律师部门的布鲁斯林赛到维农乔丹，甚至包括总统自己。一个评论家说：“如果真是莫妮卡莱温斯基写的，她就是一个精明的律师。”
不过，就算草草一瞥特里普录音的那段草稿，读过新闻周刊的那篇文章，了解莫妮卡刚签署的那份文件的结构，就该知道只有她才可能是作者。其实，一个事实足以证明她的作者身份：离她建议到最后完成文件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就算了解背景情况，也没有哪个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全面的一份文件。这只是又一个针对莫妮卡的谣言，一个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澄清的谣言。
特里普看到“说话重点”，就告诉莫妮卡她觉得“实在精彩”。她读了每一个点，还喃喃自语着“对，对”。然后，她告诉莫妮卡自己已经解雇了律师科布巴赫，新律师詹姆斯穆迪是她家的一个朋友。其实，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她的新律师詹姆斯穆e courtesy of来自卢西安戈德伯格的关系。
这天后来，两个女人又谈了一会儿。如今处于oic庇护下的特里普又想诱使莫妮卡去陷害自己。她说的话让莫妮卡她不了解内情觉得实在荒谬。比如，她建议莫妮卡和总统真正地干一回，这个主张对一个了解她们关系每个细节的人来说实在太怪异了。
被特里普的言行搞得头昏脑涨，精疲力竭，莫妮卡最终想到了对付她这个古怪朋友的办法。如果特里普的证词真的针对她，那么她或者干脆否认说过和总统有染的任何话，或者就承认是自己编造了谎言，承担起所有责任。
太晚了。第二天，1月15日，葆拉琼斯的律师们已经收到戈德伯格家族所属快递公司的记录，正是特里普向莫妮卡建议的那家。合法文件显示莫妮卡向白宫送出多个包裹。同时，迈克尔伊斯科夫打电话给库里，缠着她问这些神秘包裹的详细情况。
过去几个月，特里普和她的阴谋同党已经编好了绳子；过去几周，特里普打好了绳结；就在几小时后，1998年1月16日，周五，五角大楼城丽池卡特酒店1012号房间，特里普会看着fbi探员和oic一起把绳圈套向莫妮卡的脖子。
第十一章 1012房的恐怖
莫妮卡依然穿着晨练的健身服，感觉很运动，不过5英尺6英寸的她比起面对着的两个荷枪实弹的fbi干员和眼神冷酷的调察官来说，还是显得渺小脆弱。不过，她还是态度强硬，“让她留下来看。”她嘲笑着：“我要那个背信弃义的脿子看着，她对我干了什么。”
因此，接下来的45分钟，琳达特里普静静地坐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五角大楼城的丽池卡特酒店1012号房间，看着莫妮卡的世界在她身边崩溃。时光流逝，特里普一动不动，双手交叉放在棕色套装的裤子上，脸上浑然漠不关心的样子，虽然她可能已经暗暗为自己的坚强、果敢和智慧击节叫好了。一个好市民尽了她的责任，痛苦，然而环境使然。
很快，房间里所有人都感觉到痛苦的滋味。迷惑又愤怒，莫妮卡不明白为什么会被带到丽池卡特10楼的房间，她对那两个fbi干员的敌意仅次于对特里普的憎恨，几分钟前，面无表情的这两人刚在五角大楼城的广场小食街里把她带出来。
作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手术的一部分，特里普把她朋友引到聚会地点。当斯塔尔的一个调查员麦克艾米克走进房间的时候，莫妮卡对特里普出卖的结果已经了然于胸。虽然这个黑发蓝眼、身高6英尺的男人装出一副温和平静的声音，她还是把他看成是令人讨厌的人类样本。
她愤怒不已，不过还是注意到他朝她说话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子紧张。他描述了过去几周和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大多数含糊不清：“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独立检察官联邦罪案详细调查肯尼斯斯塔尔。”听到最后一个名字，莫妮卡浑身一震，想道：“他究竟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干的只是掩盖和总统的关系，难道这就和他牵涉上了”
她很快就清楚了，艾米克用阴冷的声音告诉她，他们有证据证明她犯有一系列罪名：“我们准备起诉你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欺骗陪审团、收买证人和阴谋罪。你要在监狱里呆上15年。”
他还表示，他们将提出指控，除非她同意和oic当时的调查合作。莫妮卡崩溃了，她甚至不清楚到底具体是哪些罪名，就痛哭流涕起来。这种痛苦，恐惧直到今天还困扰着她。“我觉得，当时感受到的无助和恐惧难以描述。好像我的胃被切开，有人再在伤口上洒硫酸。我感觉到有一种锥心刺骨的痛，甚至盖过了内心的恐惧，真是难以置信，我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把莫妮卡送进1012号房的是一连串事件。先要追溯到这周初，特里普将那些记录谈话的非法录音带交给斯塔尔的部门；然后是她和莫妮卡的午餐，她带着窃听器，oic官员们就能监听到她们的冗长谈话；到周五，也就是1998年1月16日，更是有了突破性进展，三名法官构成的小组批准了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的请求，同意斯塔尔的调查范围从白水土地交易丑闻扩大到总统和莱温斯基的秘密关系。
白水和莫妮卡能扯上关系，是因为总统的朋友乔丹在两件事上都有份。斯塔尔坚持说乔丹和总统耍阴谋，通过为莫妮卡提供一份工作，换取她在琼丝案的一份伪造的书面陈述其实，乔丹开始帮助莫妮卡时，两人还根本对可能卷入琼丝案一无所知。至于斯塔尔关心的是，这是反总统案的一部分，莫妮卡像特里普一样答应合作，是收集大量总统过失证据的关键一步。
在1012号房，莫妮卡开始认清这残酷的现实，也在坚持对抗和屈辱接受命运之间摇摆不定，其间还有很长时间就哭作一团。“如果我一定要去监狱，那应该做点事以保护总统。”她想：“我不能背叛他，不能告发他。”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毁掉所钟爱男人的生活，后悔得不能自己。
开始，她想到了自杀，这是既不用去监狱，又保护她“英俊的”的惟一办法。“我可受不了监狱，出来时白发苍苍，没人愿意再娶我。我永远也享受不到结婚成家的幸福，生活就此完蛋。我想，除了自杀，别无他法。如果自杀了，就一无所有了，我也不用再去管给总统带来的麻烦和伤害。”
房间有滑动窗户，她考虑过跳下去，摔在下面玻璃棚上自杀。这时她紧张过度，神经过敏，幻想有fbi狙击手呆在对面的建筑，如果她作出任何威胁性或什么麻烦的举动就会开枪。虽然如此，她还一直在想：“如果我自杀了，调查中的其他人会怎么样他们都会没事吗”
当调查人员在商业街那里初次接近莫妮卡，她就重复一句话想找她的律师弗兰克卡特。在房间里，对付她的调查人员和fbi干员们面面相觑，然后告诉她，他们不会让她把事情告诉别人，因为这是“非常时期”。她能想到的惟一理由就是，总统将在第二天出庭为葆拉琼斯案提供提供证词，他们要求她马上合作可能与之有关。还有一件事对斯塔尔同样重要，新闻周刊即将登载这个故事，如果莫妮卡的名字被公开，她的利用价值可能就完了，克林顿和他的律师团就会有所戒备。
过了会儿，艾米克解释说如果她愿意合作，就到隔壁那间房，他的同事会听取她关于和总统关系的汇报。他强调她必须告诉他们全部事实真相，还说她可以在他们监听的情况下，给贝蒂、维农乔丹甚至是总统打几个电话；或者装个窃听器找他们聊天。
他们正盘算着给她装个麦克风，然后去白宫椭圆办公室窃听美国总统的谈话这还不算荒谬之极的，他们还要她背叛贝蒂，这个善良温柔、常去教堂的女人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尝尽了人世间的痛苦。莫妮卡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电话给贝蒂，和她说话，诱她上钩。我做不出来，太卑鄙，太无耻了。她是一个好人，如果我这么干了，以后肯定无法面对自己。”
时间慢慢流逝，房间里安静了一阵，然后斯塔尔的人又来施加压力了，态度更加咄咄逼人。他们拿来一个录音机，放了她这周早些时候和特里普午餐时的谈话录音。这时她才反应过来，特里普在谈话时带了无线电，fbi干员则一直监听她们的谈话。更糟糕的是，他们还给她看了两人午餐后一起离开那里的黑白照，斯塔尔的人让她不寒而栗have her cold，莫妮卡意识到她没机会逃出了。
然后，他们再次谈起合作，告诉她只要照他们说的做，就会向法官说情，将她的刑期从27年减到5年，前提是她必须马上和他们合作。
琳达特里普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年轻的朋友在她面前崩溃。对莫妮卡而言，她的这副样子惹人愤怒。“我想伤害她，想如野兽般将爪子狠狠抓进她的皮肤。”最后，特里普被带走了，一个fbi女干员取代了她的位置。坐在那里的时候，从头到尾特里普一语不发，不过这毫无意义。丑闻曝光后，特里普在一次访谈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受害者：
“如果我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我也相信自己最好也不过是个背信弃义之徒，最坏的却是个魔鬼。”
莫妮卡再次要求和弗兰克卡特说话如果不能打电话给他，或许能坐的士去他办公室呢他们再次拒绝让她和律师说话，这次是因为她过去和他的联系方式，让他们担心卡特会把事情泄露给乔丹。莫妮卡的态度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变成好言好语，说自己能理解这点。
整个下午，清醒的莫妮卡一遍遍地要求和律师联系。有一次他们拒绝的理由是卡特是一个民法，而非刑法律师，在这事上帮不了她。他们毫无诚意：卡特牵头华盛顿公社辩护人组织已经有6年了。莫妮卡又表示想找卡特介绍一个刑法律师，不过他们又以会让卡特起疑为由拒绝了。情急之下，莫妮卡要求打电话给卡特的合伙人，让他介绍一个刑法律师。这次，回到了最初的答案：整件事情必须高度保密。
最后，她问道，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她该怎么办。他们答应给她一个刑法律师的电话号码，不过她觉得他们推荐的肯定都是他们一伙的，所以拒绝了。不少评论家指出，调查人员的行为明显侵犯了莫妮卡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应有的人权。而且，这些家伙，特别是fbi的人，习惯了和大j大恶之辈打交道，面对一个如惊弓之鸟、又不谙什么法律和个人权利方面情况的年轻女孩，自然大占便宜。即使总统在面对大陪审团的电视庭审中，也指责调查人员在凶狠的调查中，像对待“十恶不赦之徒”般对待莫妮卡。
筋疲力尽也联系不上律师，莫妮卡改变策略，转而要求给母亲打电话。他们再次重申不希望她打给任何人。他们始终看着她，监视她的每个行动。她要去洗手间时，他们先掏空她的口袋，又派一个fbi干员拿走那里的电话，才放她进去。
麻烦接踵而至，斯塔尔另一个副手布鲁斯乌多夫进来了，搬出他那套。选择再次摆在她面前：27年徒刑或马上合作。长期囹圄之灾的恐惧压倒一切，一次，她向艾米克哀诉：“我的一生完了。27年，谁还会娶我和我生孩子”调查官回答说：“这就是我们给你机会合作的原因，这是你最好的正确的选择。”
突然，空气凝重起来，杰克贝奈特的骇人身影闪了进来，房间里顿时又热又挤。他是斯塔尔最得力的手下之一，更习惯对付大凶大恶，而不是哭哭啼啼的小姑娘。贝奈特像一条大狼狗对付一只小猫那样，想跟麻烦的证人来场速战速决。“看，莫妮卡，你已经花了两小时，要快下决定了。”当她恳求打个电话给母亲时，贝奈特粗声粗气地回答：“莫妮卡，你24岁了，而且我们知道你很聪明，不用打电话给妈妈了。”
这时，习惯每天给女儿打个电话的玛西娅刘易斯，已经打来三次电话了。莫妮卡警告说，如果不让她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玛西娅会报警找她的。他们勉强同意让她和母亲说两句，不过前提是只能说些让母亲放心的话。这时下午3点20，莫妮卡和fbi的人呆了两小时，却好像已经过完一生。
正如答应的那样，莫妮卡告诉母亲自己很好，晚点给她回电。她们短暂通话时，fbi干员法龙就坐在旁边，手指按在电话上，只要她想告诉玛西娅事实，他就会卡断通话。然后，他们继续不屈不挠地威逼她合作，贝奈特深沉粗鲁的声音割破房间闷热的空气，他警告莫妮卡就要没时间了，如果再不马上答应合作，他们就不能帮她减免刑期了。
一次，法龙脸上堆着假笑，问她：“我抽根烟会不会妨碍你，如果是的话我就去另一间屋。”后来，当他们再次警告莫妮卡要面临27年的牢狱之灾时，他神情冷漠地翻动着夹克，向她展示里面的手铐。莫妮卡吓坏了，一直面对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有案可查，她的检察官告诉莫妮卡，如果愿意可以离开，不过清清楚楚地告诉她离开的后果。显然，莫妮卡不同意从未出场的斯塔尔的观点：那些簇拥在1012号房间的各式调查人员的做法没有违背她的意愿。她说：“那种被陷害，被淹死的感觉还有，噩梦还在困扰着我。”
10个小时，莫妮卡孤零零地陷入9名对手的包围之中，对方是荷枪实弹的fbi干员和斯塔尔手下的调查员，那些家伙辣手无情，习惯了猎捕和控告犯有严重联邦罪名的匪徒。乌多夫之前担任乔治亚州调查员期间，还被一个陪审团认定“恶意专横地”侵犯一名被告的公民权，后来陪审团判决给那名被告5万美元作为赔偿。不过，这些都毫无意义了。
然而，不管这些威逼利诱，莫妮卡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不肯带着窃听器或让他们监听她的电话，去背叛爱人和朋友。匈牙利籍的犹太女诗人汉娜塞内什为她提供了精神动力，莫妮卡高中课本里的一篇文章记载了她对母亲的爱和她的英雄事迹。
这些思想给予莫妮卡力量。她顽强地回答贝奈特，既然他们不让她和母亲自由通话，她就不会合作。在法律圈里拥有“暴徒”绰号的贝奈特打出了他的王牌：“你应该知道，我们也打算起诉你母亲，你说过她都干过些什么，那都记在录音带里。”
莫妮卡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她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境地：到底救哪个爱人或母亲她又一次痛哭流涕，对着满屋子的调查官和探员呜咽不已。她能选择自己的命运，却不能做出伤害母亲的决定。莫妮卡在心里承认，自己不是汉娜塞内什。
她恳求他们，再让她和母亲打个电话。他们担心玛西娅会联系律师，不同意她的要求。莫妮卡为了能和母亲说上话，被迫答应他们，保证玛西娅不会把事情告诉别人。
最后，他们答应了。艾米克调查官说玛西娅可以给他打电话，让他解释现在的情形。莫妮卡坚持要在1012房以外的地方给母亲打电话。虽然他们再三保证不会监听，莫妮卡还是坚持要在她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打电话。当她表示整座大楼的电话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时，他们就在她面前哈哈大笑，好像嘲讽一个疯子。莫妮卡回忆当时的想法说：“他们偷拍我的照片，监听我的谈话，斯塔尔还要起诉我，现在我像变成了一个妄想狂”
他们答应让她离开房间，前提是讨论过的条件必须得到遵守。他们还保证不会派人跟踪，不过莫妮卡一出去就被一个fbi干员跟踪，就像是动作片的情节，她通过换电梯甩掉了尾巴，一个人跑到了商业大街。她经过艺术博物馆的商店时，惊讶地看到拿着大包小包的特里普。那个把她整到地狱的女人居然在静静地购物，好像世界上根本没事发生。莫妮卡走过她身边，狠狠地叫了一句：“非常感谢”特里普明显吓坏了，像念一句咒语般说着：“他们对我干了同样的事，他们对我干了同样的事。”莫妮卡继续走，她后来说，如果当时知道特里普的全部阴谋，反应肯定没那么简单。“我会去杀她。”她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特里普离开商业街后就回家了，还有一群人在等她葆拉琼斯的律师团。根据日程安排，第二天上午，在总统做完案子的证言笔录后，他们将可以质问克林顿总统。特里普把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大概情况告诉了他们。
正如媒体评论员斯蒂夫布里尔所说：“总统的犯罪调查人员oic刚刚结束和特里普的合作，他的民事诉讼对手琼丝律师团又得到了大量弹药，可以去攻击总统宣誓后的证词。同样，斯塔尔也能从那些证词中得到总统犯罪伪证的证据。”1月17日，总统做完证词后，遭到了琼丝律师团的突袭，他们的武器正是前一天特里普提供的关于莫妮卡的材料。
这是致命一击。琼丝律师团反复诘问，总统发誓否认和莫妮卡有染。然后，律师询问道：“你是否曾经和莫妮卡发生过性关系”克林顿的这个回答可能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我从未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发生过性关系，我从未和她有染。”随着这传奇故事逐渐展开，很大程度上争论集中于“性关系”的严格定义上，取决于口茭和插入式性茭相反是否也能归入这个定义内。
行走在五角大楼城购物中心的莫妮卡，虽然敏锐地意识到总统面临的危险，但是最先想的还是打电话给母亲。最后，她找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给玛西娅。她努力压抑如潮的泪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告诉母亲发生的事情。这时，一个拖着大包小包的肥胖女人向她走来，原本还沉溺在震惊恐惧之中的她终于失去了原本已经虚弱的自我控制力，马上怀疑这个女人是一个化装过的fbi探员。她把声音放得更低，窃窃私语般一遍遍地哀求母亲：“请不要让我合作，请不要让我合作”
莫妮卡遵守了在1012号房承诺的交易规则，让母亲保证不出去乱说，而是打电话给丽池卡特的艾米克调查官。挂断电话后，她回到房间，说她的母亲想和他们说话。其中一个人打电话给玛西娅，短短聊了几句后，同意让她坐火车从纽约赶来，到女儿的身边。
莫妮卡打电话到玛西娅在第五大道的公寓的时候，黛布拉法内曼正和姐姐、妈妈坐在一起。当时的情景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里。“我们正坐着聊天，电话响了，玛西娅接过电话，身体开始发抖。她说你在哪儿你在哪儿然后就对着电话啜泣。我想，天啊，有事发生了，莫妮卡出事了。接着，她挂上电话，脸色发白，她说fbi抓了莫妮卡，在五角大楼的丽池卡特酒店。我不清楚具体的原因，但是是特里普出卖了她。fbi现在把她关在一个房间里，他们不让她找律师，她一直在哭，我们要马上出发。”
三个胆战心惊的女人抓起外衣，冲向penn火车站，去赶下午5点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她们试着分析这险恶形势，不过无法理解为什么莫妮卡会因为琼丝案而要锒铛入狱，甚至不敢相信这事会发生。黛布拉回忆说：“我们吓坏了，又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她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她和一大群fbi探员呆在一间屋子里，真是可怕啊。”
火车隆隆前行，玛西娅猛按手机按钮，想联系在洛杉矶的前夫伯尼，把女儿的可怕处境告诉他。太倒霉了，先是打不通他的电话，接着通讯中断了。等到火车延时到达，所有人都想用火车上的电话，她只能排在队伍里等待。
电话响起的时候，伯尼莱温斯基正在主持一个洛杉矶市的放射肿瘤学会议。当听到是玛西娅的电话，他以为只是要说莫妮卡马上就要搬到纽约，需要他一些帮助以便安顿下来。玛西娅一下子就粉碎了这种幻想，告诉他莫妮卡有了大麻烦，因为和“白水事件”以及总统有关的事情，现在落到了fbi的手里。
莫妮卡曾向母亲透露了一点她的事情，但对父亲守口如瓶。不过，虽然伯尼对整件事情还是摸不着头脑，但是一听见fbi正威胁女儿要么合作，要么进监狱，他的本能反应就是照他们的吩咐做。伯尼是一个穿马路不会闯红灯的人，一向对联邦调查局又敬又畏，所以他说：“你别给那帮人添乱。”
通过电话，他和玛西娅达成共识，当务之急是找个律师。他们都不认识华盛顿的人，不过伯尼的医疗事故律师比尔金斯堡在华盛顿有个办公室，他就让玛西娅到华盛顿后和金斯堡联系，让他处理这个事情。那时起，伯尼就开始为女儿不懈的努力，将他和玛西娅离婚后的十年痛苦抛至脑后。玛西娅说：“伯尼真是一个好人，肯为莫妮卡挺身而出，赴汤蹈火。我写信告诉他，他是整个国家的父亲。”即使再也没有和离婚的伯尼说过话的黛布拉也为之动容：“他拥有一个父亲应有的一切，这是他的出彩时刻。”
这时，1012号房的莫尼卡知道母亲即将赶来，感觉好多了。她本来和朋友阿希莉雷纳斯约好晚上出去，现在当然知道没指望了。她依然相信房间里的电话正被监听，坚持要到酒店大堂，用付费电话告诉雷纳斯约会取消了。还是电影情节，一个fbi在旁边窥伺着，莫妮卡在雷纳斯的电话上留了一条消息，希望她不同往常的声音和语调能提醒她的朋友，总统正处于危险之中，然后跑去警告他。当然，这不过是虚妄而已。
这时已然傍晚时分，弗兰克卡特的办公室该关门了，莫妮卡就问他们，第二天正是周六，如果她决定不合作的话，怎么才能在周末找到自己的律师呢法龙探员知道莫妮卡想和律师商量，他们调查的眼下的麻烦就过去了，他打电话到卡特办公室，想知道他周末的行踪，不过回来后告诉莫妮卡，只能通过办公室的留言机等待卡特的回音了。
事情曝光后，不管是精心设计还是无心插柳，法龙给卡特的电话都给了斯塔尔口实，可以向公众争辩说他的手下没有侵犯莫妮卡的人权。电话记录证明确实有一个电话打到卡特的办公室，这就证明他们确实给过莫妮卡机会和律师联系。就像这类官司经常上演的那样，事情或许是真的，不过真相却在别处。
绝望的莱温斯基在等待母亲的前几个小时，竟然以闲逛的姿态去掩饰自己的恐惧。斯塔尔的人玩弄规则，想把“白水调查”和莱温斯基扯上关系，在控制莫妮卡的12个小时内无情地剥夺了她的权利。不过，在这场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们的威胁和恐吓。她回忆说：“我现在已经不说什么了，就像一个遭强j的人那样，前五分钟在不停地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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