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
第17部分阅读
，然后就不叫了。现在的我也同样闭上了嘴巴。”
在丽池卡特，莫妮卡脑海里一直盘旋着两个念头：为家人特别是母亲的担心，和一个疯狂绝望的决定必须警告和保护总统。在这个拥挤到几乎窒息的房间里，她觉得就要疯掉了，于是要求在母亲来之前，放她去商业中心里逛逛以消磨时光。调查官们同意了。在法龙和艾米克的陪伴下，她在商业中心里闲逛着，徘徊于crate和barrel家具店，流连于其他的商店橱窗之前。笑容和欢乐又回到了脸上，她唧唧喳喳地和他们说个不停，讲着笑话，想用她的老一套让他们喜欢上她。她这么想着：如果他们发现她只是一个普通善良的女孩，或许就不会起诉她。
她脑海里的头等大事还是拯救总统。当他们走过马西店的时候，她找了一个借口上了三楼的洗手间，在那里她看到一个投币电话，她打电话给贝蒂库里，但是没人接，莫妮卡沮丧地放下听筒。她越来越惊慌，看到一个母亲正在给她的孩子换尿布，就想自己把贝蒂的电话号码给她，也许她能帮忙联系贝蒂。但是她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如果被fbi发现了，这个母亲也会被扔进监狱里的。她已经害怕得麻木了，结果什么也没有做。“光是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很疲倦，”她回忆道，“我如此惊慌，能感觉到自己的每一次呼吸，能听到自己的每一下心跳，咚，咚，咚。”当她从洗手间里出来的时候，她发现因为自己离开得太久，法龙很着急，已经去到处找她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她为了继续消磨时间，就建议去吃晚饭。晚上六点半，莫妮卡发现自己和一个fbi探员、一个斯塔尔的代理人一同坐在mozzarella一种意大利干酪美国烤肉店里。“这真像一个超现实的梦境，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笑着，享受着，而你自己的生活却一团糟。我不停地想到总统，想到他的面容，想到他知道这发生的一切时会多么的恼怒，就像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做了错事想到你的父母一样。”
“我现在已经不说什么了，就像一个遭强j的人那样，前五分钟在不停地尖叫，然后就不叫了。现在的我也同样闭上了嘴巴。”
就算在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的谈话也很奇怪。莫妮卡问艾米克为什么她将会被关进监狱27年，他掰着指头飞快地讲出每项指控将被判的年数。当然，他没有说那些都是每项指控的最高年限。事实上，莫妮卡并没有被指控什么重罪，很有可能会获得缓刑或被保释，从而逃脱牢狱之灾。
就算按照艾米克的说法，她也不能肯定，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在她被发现、抓起来的时候，她的律师弗兰克卡特还没有将那份假书面陈述上交，而除非上交，否则就不是一项严厉的犯罪。这或许解释了在这个漫长的下午，oic和fbi的人努力要阻止她和律师见面的原因。卡特肯定说如果他能和莫妮卡说上话，就不会上交那份文件。事实上，他是在这天最后的营业时间内，委托联邦快递将文件交到位于阿卡萨斯的小石头地区、受理琼丝案的法庭。
难道斯塔尔和他的手下就干着密探的活，希望有人犯罪然后听任罪案发生如果愿意，他们可以轻易阻止这项罪行，不过他们知道如果莫妮卡作伪证罪名成立，那么他们不仅能操纵她，还能操纵真正的目标总统。还有，如果总统那天就知道斯塔尔要对莫妮卡动手，他肯定会改变在琼丝案中的证词，那将改变历史的进程。这不是斯塔尔第一次用可疑的方式，推进案件的调查，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一个战斗经验丰富的美国律师这样评论oic的工作方式：“他们的行为就是所谓的sop，标准操作程序。”1998年，对莫妮卡所遭遇的那种“没有伤害性的”民事犯罪的指控，整个美国也寥寥可数。当然，现在说这个也毫无意义了。“他们抓她时，根本没什么确定的罪名。”后来担任玛西娅律师的比利马丁这样表示，他同意纽约时报等的观点：整件事情就是一直盯着总统的葆拉琼斯律师团和其他右翼律师搞出来的名堂。
斯塔尔的人玩弄规则，想把“白水调查”和莱温斯基扯上关系，在控制莫妮卡的12个小时内无情地剥夺了她的权利。不过，在这场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们的威胁和恐吓。
伯尼莱温斯基对女儿钦佩万分：“他们越是挤压恐吓，她越坚强。我佩服她的勇气万丈，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能承受她所受到的考验。真令人难以置信，她居然能抵挡住那些在合法保护伞下欺凌弱小的宵小之辈。”
晚饭结束，莫妮卡和她的影子们回到1012号房，继续等待母亲。fbi探员愁眉苦脸地切换着电视频道，小心翼翼避开新闻节目，最后锁定1954年的音乐剧娱乐至上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艾瑟尔默曼、唐纳德奥康纳主演，玛丽莲梦露也客串一个小角色。莫妮卡兴奋地说了一阵她在学校音乐课的情景，得到的回应却只是难堪的沉默。她拿起房间的圣经，一遍遍地读其中的“圣歌91”，那是那个基督教科学派牧师推荐的有上帝保护意味的圣歌，当她读到“我要对主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我的上帝，我信任的人”，感觉些许安慰。
最后，10点16分，门铃响了，一个探员过去开门，玛西娅像守护天使般闪现。“一生中，我看到她从未有这次那么高兴。”莫妮卡说：“就像回到了小女孩的时光，母亲会把一切都搞定。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我感觉自己在浩瀚海洋中独自游泳，她就是我的救生艇。我呆在黑暗恐怖的地方，她来拯救我了。”
玛西娅下了火车后，告诉母亲和姐姐先去黛布拉在“水门大厦”的公寓，然后强迫自己为了女儿要冷静下来，即使如此，当她第一眼看见莫妮卡的样子还是不禁心生恐惧：“莫妮卡坐在窗边，眼睛都哭肿了，流露出痛苦害怕的神情，手里捏着一本圣经，整个人在不住颤抖。是谁让我女儿变成这样的”
玛西娅冲向她，用手紧紧搂住她，轻轻地说着任何一个母亲都会拿来安慰女儿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她尽可能地冷静下来，不失风度地向呆在房间各处的探员和调查官们做了自我介绍。
斯塔尔的人早就同意在和玛西娅单独谈话前，让她们母女呆上几分钟。莫妮卡坚信房间已经被监听了，要求她和玛西娅在走廊里谈话。等到只有她们俩，莫妮卡匆忙告诉母亲：“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带着窃听器，录下和他们的电话谈话，我不能对总统干这些。”她坚持要她们离开，尽量找到贝蒂，让总统有所防范。她想告诉他自己已经卷入了麻烦，还要让他知道自己会告诉所有人，一切关于他们关系的事都是她编造出来的。这时她太激动了，玛西娅费了老半天才让她冷静下来。
几分钟后，有人出来打断她们，说她们呆在一起的时间够长了。玛西娅被马上带到另一个房间，斯塔尔的手下向她解释了她女儿的不幸处境。“他们告诉我，莫妮卡因为说谎将在监狱里呆上27年，还使用唆使他人作伪证等普通人平时听不到的专用词汇。我想这些华丽的词汇只是指她为保护心爱的男人而说了一个谎。”
“我有些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试着向他们解释，他们犯了大错，别说27年了，她甚至不该在监狱里呆上27分钟。”
感觉到调查官们很不满，玛西娅开始对他们讲一切脑子里能想到的事情：她还年轻，六年前自杀过明显夸大其词了，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原谅，现在高度精神紧张。她觉得，这样或许能说服他们放走莫妮卡。他们听完了，不过依然表示莫妮卡必须马上决定是否合作，因为整件事正处于“非常时期”这词又冒出来了。
玛西娅记得她当时看了看钟，11点，心想哪个办公室那么晚还开着，等着莫妮卡在这“非常时期”的合作。她甚至退一步，试着要求让她和女儿能呆在旁边的房间休息一下，他们则可以派荷枪实弹的人在门外守着，这样她们就不可能逃走了。这个建议根本没能打动莫妮卡的原告们。玛西娅现在都还能生动地回忆当时想解决问题时急切绝望的心态：“我不再奢望我们可以离开，想着下一步可能就是逮捕了。没有选择，他们说如果莫妮卡再不合作，就正式刑事起诉了。这不是那种你回家，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童话。”
“我说了些什么，因为我迫切希望他们能放她走。我幼稚地以为这些人会去开个会，说或许我们不能这么对待这个女孩，可能这不是真的。我希望他们能停止行动，说等一会，这不是琳达特里普。这不是一个我们打算摆布的那个难啃的中年妇女，这是一个孩子。”
“fbi里难道没有母亲在工作吗难道没有同情心吗是谁听着特里普录音带里，莫妮卡这个无辜的年轻女孩的声音，说抓她是件好事情是谁说去抓她，把她扔进酒店房间，用监狱来威胁她去跟我们合作”
合作是关键。他们反复强调，如果莫妮卡这么做了，就不会对她提出刑事起诉。那晚在和斯塔尔手下谈话时，玛西娅依然不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问他们：如果莫妮卡说出自己知道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事如果琼丝案水落石出呢如果她女儿在和特里普聊天时撒谎了呢她只能确定一点：“我知道我的女儿，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让她带着窃听器，去背叛别人。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只是浪费时间。”
玛西娅真够聪明的，没有轻信那些人。她研究过“大学炸弹案”，泰德卡金斯基被fbi逮捕，因为他兄弟大卫泄露了他的行踪。后者出卖了泰德，惟一的要求是要fbi答应不判罚泰德死刑。fbi答应了，大卫就带他们去抓自己的兄弟，他后悔这个决定，因为一被拘留，这个恐怖分子被判罚的正是死刑。fbi则表示，他们从来没有答应过任何事。
考虑到这点，又非常怀疑那些威胁她女儿的家伙的动机，玛西娅告诉艾米克，她想要另一个人、她的前夫听他们重申一遍他们的承诺如果莫妮卡合作，将不会受到任何指控。艾米克表示他们不能打电话给伯尼。玛西娅为了莫妮卡努力保持镇定，解释说她需要他们打这个电话，这样就有独立证人能够证明oic的承诺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米克问她是否需要书面证据。玛西娅考虑了一下，接受了这个意想不到的“礼物”。当他回来，告诉玛西娅他无法给他书面材料，因为他找不到打字机。“这时，我脑袋里的警钟敲响了。”玛西娅回忆说：“没人再用打字机了，他完全可以找张纸写下来。那时我真正意识到，事情远比我之前所能想象得严重可怕得多。”因此，这时，晚上11点多，她毫不犹豫地坚持要给莫妮卡的爸爸打电话。
自从接到玛西娅在火车上打来的电话，伯尼莱温斯基一直忙着。他成功地找到了正在上庭陈述案情的比尔金斯堡。当听说伯尼想和他通话时，金斯堡一边做着他标志性的戏剧演员式的夸张动作，一边宣布一位放射性肿瘤学家有急事找他，要求听证会暂停。
金斯堡一听伯尼说了他所知的只言片语，就严肃地告诉他：“电话里别再说了，我会尽快来看你。”伯尼说：“之后，我开始发抖。”他相信金斯堡的判断，了解他作为一个审讯律师的声望，特别是他遇到复杂医学案件时的反复诘问能力，更是不作第二人想。他作为伯尼企业西方肿瘤医学集团的医疗事故律师已经有好几年了。虽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伯尼再婚后两人才成为朋友，不过他俩关系不错，因为彼此年纪相仿，而且在同时入读旧金山名校伯克利。伯尼和第二任太太芭芭拉，与比尔金斯堡和太太劳拉经常拼成四人组，一起度周末，品尝红酒，到别处度假。许多周五晚上，他们都会聚在一起看电影、吃寿司。凭着他招牌式的蝴蝶领结。长者风范和如wc菲尔兹般冷峻的声音，金斯堡马上就将成为全国名人。
不过，这晚，伯尼所关心的是金斯堡就是那个飞马赶来救她女儿的人。两人在洛杉矶市区的一家酒吧里碰面，过了好像一生那么漫长的时间后，伯尼终于接到了玛西娅的电话，前妻告诉他自己呆的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因为酒吧里通讯条件很差，他跑到外面，站在街边，努力想听懂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嘈杂的交通声中，他在莫妮卡号啕大哭的间歇，简单地跟她说：“莫妮卡，别说什么，比尔金斯堡在我旁边，别说什么。”因为他手机的信号老是要断掉，他找到街角的一个付费电话，这样就可以不受干扰地和艾米克通话了。金斯堡静静地站在伯尼身边，艾米克则告诉伯尼他所说的是绝对机密，不管任何情况都不能外传。“我的脚在瑟瑟发抖，”伯尼承认：“我以前没和fbi的人说过话，我已经吓呆了。”
艾米克再次解释说，莫妮卡有了大麻烦，就他们调查所知，她作了伪证，犯有阴谋罪，还替总统掩饰。除非她合作，否则就将在监狱里呆上27年。她父亲还是摸不着头脑，问他：“你说的合作是什么意思”于是，艾米克告诉他，莫妮卡必须带上窃听器，录下和维农乔丹、贝蒂，或者还有总统的谈话。
伯尼依然震惊，不过已经恢复了清醒，问道：“她不允许找律师吗”其实艾米克这天早就知道她的律师是卡特，还是问他莫妮卡是否有律师。伯尼回答说她有律师，名字就叫比尔金斯堡。几年前，莫妮卡和金斯堡匆匆见过一面，她告诉调查官那是她在洛杉矶的律师。艾米克很机警，建议莫妮卡不要选择不是她自己挑选的律师。伯尼那时当然对女儿的事情一无所知，不清楚她已经公开卷入了琼丝案，还聘请了一个律师。“那时，我们不清楚弗兰克卡特的存在。”他说：“我只是想尽力帮助深陷苦海的女儿。”
比尔金斯堡先和莫妮卡建立一个正式的律师与当事人的授权关系，然后和艾米克谈论他新顾客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获得罪行豁免权的可能性，那能确保无论证词内有何内容，都会被免予起诉。正如玛西娅的本能反应产生警惕心理一样，当艾米克说他们或许可以给莫妮卡豁免权时，金斯堡的法律天线开始运转。
金斯堡相信这个回答意味着他们想耍花招。他盖住电话筒，低声告诉伯尼他们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时无权给予罪行豁免权的。因此，他决定戳穿他们的骗局：先叫他们弄一份书面协议，然后传真给他；艾米克再次拒绝了，这次的理由是他找不到可以打印的电脑；金斯堡就要他手写一份，签上名字，然后传真过来，艾米克坚持要他相信自己，得到的却是一个干脆的回答：“我只信上帝，不信美国律师。”最后，艾米克只得承认自己没有发送书面材料的授权，骗局彻头彻尾地被戳穿了。正如金斯堡所说：“一个贯穿这起调查的主题，正是利用强硬的高压政策迫使人们说出他们希望听到的话。”
莫妮卡记得，艾米克和金斯堡达成交易，前者给后者传真一份她签署的伪造书面陈述。然而，两个fbi探员过来把艾米克从电话边拉开，他们意识到金斯堡会马上发现oic在文件归档之前就拥有了一份复印本，只有一种可能来自琼丝律师团，因为卡特曾经送去一份样本。oic调查人员知道，他们抓莫妮卡的时候，她在技术上还没有犯下严重的罪行，而且他们阻止了她和卡特接触，有效保证了这样严重的罪行伪造书面陈述，并交给法庭在这天晚些时候真的发生了。可以理解，斯塔尔这种强犦式策略一直是公众非常关注的话题。
除了戳穿斯塔尔手下的欺骗行径外，关于豁免权的交易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莫妮卡根本没想过带上窃听器，出卖她心爱的人。她的行为让父亲感动：“她非常镇定，决不合作。令人愤慨的是，很少人敢承认如果她不是如此坚强，如果她带上窃听器，早已像特里普出卖她那样出卖总统了。无论自己的安全受到何种威胁，她从不会出卖别人，像自己被出卖的那样。”
“无论她可能有什么缺点或许不懂得适可而止，缺乏判断力当紧要关头，她总是能挺过去。人们不肯赞扬她这种美德，把她看成是一个荡妇。她最不像的就是荡妇。世上许多女人会被有权势的男人欺骗，我并不同意她的所作所为，但是不能因为她所做过的事情就说她是坏人。”家人朋友认识到她性格中的坚韧一面，戴尔杨评论说：“她拒绝出卖朋友来获得好处。就在知道自己要去监狱的时候，她展现了真实的性格。这事让我一直为莫妮卡感到骄傲。”
金斯堡一戳穿艾米克的诡计，就和莫妮卡再次通话，告诉她自己将会在第二天飞到华盛顿看她，还要她和玛西娅一句话不说，离开酒店。“请相信我。”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两个女人把她们的决定告诉斯塔尔手下后，各收到一张法庭传票，然后离开了酒店大楼。
这晚分手前，伯尼莱温斯基问金斯堡，是否有能力担起这么一项艰巨的法律任务，毕竟他只是一个医学律师。金斯堡向他保证，自己有着民事诉讼的经验，组织一支合格的华盛顿律师团也没问题。伯尼接着问他最低费用是多少，金斯堡告诉他：“如果只是小案子，15万。如果要审讯，那就要100万。”而且，他第二天坐飞机去见莫妮卡前就要25000元的启动资金。这晚，伯尼和芭芭拉几乎没睡着，想着3000公里外面临牢狱之灾的莫妮卡。“我们互相拥抱着，”芭芭拉回忆说：“一想到她可能进监狱就担心害怕，颤抖哭泣。那真是太可怕了。”
直到凌晨1点，莫妮卡和玛西娅才回到水门公寓。她们受惊过度根本毫无倦意，又担心房间被人监听，几乎不敢互相说话。莫妮卡想起面临可怕困难的总统，不知内情的他必须得到警告。和以前一样，她根本不顾及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在脑子里一遍遍构想着疯狂的计划。她考虑过坐出租车去叫醒贝蒂，让她有所警惕；或者打电话给总统的律师布鲁斯林赛，虽然她以前从未和他说过话。当莫妮卡谈论着要去给白宫一个警告时，她母亲担心这些行动会危及莫妮卡将来可能拥有的豁免机会，逼她发誓不说出来。make her swear to stay silent
早上2点，她们开车去四季酒店，打电话给金斯堡。她们谈论了出国的可能性，越过边境线逃到加拿大，不过这主意一说出来就被否决了，因为她们相信fbi肯定监视了每个机场和边防站。一件小事能证明她们在酒店已成惊弓之鸟，当一对夫妇走进大厅，她们马上确信这是fbi派来跟踪她们的探员。用莫妮卡的话说：“被跟踪的绝望感立马袭来。”
到这时，一直在疯狂行动和无声沉默间徘徊的莫妮卡又沉寂起来。当她们回到公寓，玛西娅非常担心女儿会自杀，因此当她淋浴时，把浴室的门开着，这样就可以保证莫妮卡不会自寻不幸了。这晚余下的时光，莫妮卡躺在床上，一直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她的母亲则一直看着她，不让她结束自己的生命。恐怖已经降临。
第十二章 莱温斯基的妥协
1996年，阿卡萨斯小石镇，克林顿总统的朋友苏珊麦克道加尔披枷带锁地离开当地法庭的这一幕，最能体现肯尼斯斯塔尔调查追捕总统和第一夫人时有多么铁面无情。麦克道加尔拒绝在小石镇的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因为她觉得，斯塔尔对摧毁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的生活的兴趣，甚至比公正地调查“白水事件”更大。她为此被判藐视法庭，入狱18个月，其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单独关押。她也在全美女英雄的“伟人祠”中获得一席之地，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阿卡萨斯的琼”。
当她和莫妮卡一起逃脱斯塔尔手下的控制后，麦克道加尔镣铐加身的样子就牢牢地烙印在玛西娅的脑海里。“我只知道，就是那些人，没审判就把麦克道加尔弄进了监狱，仅仅因为她没有照他们说的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新年刚过，莫妮卡和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聊天时还谈到了麦克道加尔，后者感觉到麻烦正在逼近她的朋友，提醒她不要走麦克道加尔的老路，她回忆说那是因为：“我不想她为了保护总统而自己染上麻烦。”
1月17日，周五。凌晨时分，她们最终离开丽池卡特酒店时，玛西娅对女儿遭遇的指控的具体内容还是不清不楚，她不知道莫妮卡在和特里普被录音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自己，所以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卷入进去，毕竟自己犯下的惟一“罪行”就是倾听了女儿的爱情伤痛，然后鼓励她离开华盛顿。在她脑海里，那段时间的记忆万分痛苦：“当我们回家，心里知道斯塔尔的人肯定还会再来。这就是我们呆在公寓里的心境：黑暗孤独，与世隔绝，门锁着，我们担心他们随时可能到来。”
“如果这些话听上去太歇斯底里，我也没办法，我无法告诉你，当时有多么害怕，多么确信他们将过来把我们扔进监狱，而不肯合作的莫妮卡会在监狱里呆上27年。”
她们确信，fbi会录下她们的电话，监听她们的水门公寓，她们每个动作都会落在那些看不见但充满质疑的眼睛里。丑闻曝光前的绝大多数时间，还有曝光后的所有时间，她们呆在公寓里，在地板上来回踱步，窗帘紧紧拉着，除了窃窃私语就不敢说话，每时每刻都担心着门铃一响，就会拉开悲惨监狱生活的序曲。
她们很少吃东西，嘴巴因为太干几乎说不了话，更别说咀嚼食物了。她们时刻觉得要么炎热如火，要么寒冷如冰，好像身体已经停止工作了。两人都是严重的受惊过度，身体不停地颤抖。玛西娅说：“如果是我一个人，肯定会觉得自己要死了，不过两个人都有相同症状，我意识到这是受惊过度的结果。”她们是如此胆战心惊，甚至都不敢出去倒垃圾，担心那些她们怀疑在监视她们的人以后会指控她们毁灭重要证据。每天，玛西娅都把东西堆起来，装在包裹里，整齐地放在厨房间，这样fbi的人进来带走她们的时候，她们就能显示自己干得多么正确了。
玛西娅说：“因为太过害怕，你就会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我们体会到恐怖的字面意义了，那段呆在那里的日子，害怕、孤独、不敢说话，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两人都进了监狱，那么谁去看莫妮卡呢另一个想的就是儿子迈克尔，他结婚生子的时候怎么办我可受不了让孙子到监狱来看我。”
自然，玛西娅的第一反应还是她的家庭。她不敢让莫妮卡离开她的视线，怕她自残。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们开始意识到丑闻就要公开，她也越来越担心女儿的安全。在保护莫妮卡的同时，她也希望她爱的其他人也能远离这些“丑陋恐怖的是非”。就在1998年1月21日，周三，丑闻爆发前不久，她催促还临时住在水门公寓的黛布拉收拾东西离开华盛顿，由于担心fbi会监视火车站和飞机场，她要她开车离开，越远越好。黛布拉就回到弗吉尼亚的家里收拾点东西，带着儿子驱车8小时，赶到麻省的波士顿。她回忆说。“我太害怕了，感觉自己像一个呆在祖国的亡命之徒。”
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不久，玛西娅短暂地和未婚夫彼得斯特劳斯打了个电话，后者正在准备眼睛手术，等着她马上赶回纽约呢。玛西娅告诉他莫妮卡出了点事，因此她必须要在华盛顿呆上一段时间，陪陪她。她回忆说：“我感觉糟糕透顶，因为我不希望彼得知道这事，那时我真的不想和任何认识或喜欢的人见面。听上去很戏剧化，不过事情就是这么黑暗，犹如一场噩梦。现在一切正常，说说很容易：”为什么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对于一个从未和犯罪打过交道的普通人，要被fbi、斯塔尔和政府一起收拾那真的太可怕了。“几天后她又打电话给彼得了解他的情况，解释说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她不能说。如果他知道丑闻后，决定以后不再和她说话，她完全理解。彼得回忆说：”她是想保护我，我从来没有、没有被卷入这事。“
对玛西娅来说，这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要对自己的儿子迈克尔说谎。那时，迈克尔在匹兹堡入读卡耐基梅隆大学，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他打电话来，说网上有些姐姐莫妮卡的传闻，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还幻想事情不会公开的玛西娅告诉他，谣言都是假的。玛西娅说，“我心情很差，因为他相信我，接受了我说那些不是真事的话，不过一个母亲只是想不让孩子受伤。”丑闻曝光后，她发现自己根本没法在电话里向他解释清楚，只能通过家庭律师比尔金斯堡转告迈克尔。
对玛西娅来说，和她女儿的感受一样，“有一种能摧毁人的恐惧，我想我再也不能回纽约了，再也不能在街道漫步，再也不能呼吸新鲜空气，再也不能见我的儿子了。我以为我们要去监狱，完蛋了。”
一件能证明她们到底有多害怕的事情是，当她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玛西娅第一次知道关于那件沾染着j液、如今臭名昭著的衣服的事情，看完关于那件传说中的衣服的故事，她问女儿：“衣服现在在哪里”莫妮卡回答说：“妈妈，现在衣服和我所有其他的东西一起，放在我纽约的公寓里。”
回头再看，玛西娅、莫妮卡或其他能进她纽约公寓的人没有简单地将那衣服拿掉或毁掉了事，似乎很荒谬。理由很简单：那时，两人都太害怕了，不敢旅行，不敢出门，甚至不敢打电话，担心她们会被fbi的人监视或跟踪。她们确信自己随时可能会被逮捕。她们早已为恐惧所麻痹，听任最有力的犯罪证据留在衣橱里，等待自己的历史命运。
就像玛西娅有力的宣言那样：“莫妮卡有没有把衣服交给母亲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有没有偷走衣服，然后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是否知道那该死的衣服放在哪里那要等到她在电视里看到关于那衣服的事情。”
不只是她们才感觉恐怖。自从卷入此案后，就算像金斯堡这样有经验的律师也万分惊讶地发现fbi派人跟踪他，订了6张从洛杉矶到华盛顿不同路线的机票。事实上，金斯堡是取道匹兹堡，再从那里转往华盛顿的，抵达首都的时间是1月17日，周六，那场痛苦“手术”后的第二天。
莫妮卡去机场接他，还疑神疑鬼地担心所有奇奇怪怪的人都可能是派来逮捕她的fbi探员。这晚，玩着一场看手势猜字谜和说着适度的反语，她、母亲和金斯堡一起到椭圆屋餐厅去吃晚饭，那地方离白宫不远。由于玛西娅和莫妮卡都不怎么认识金斯堡，这是一场“大家认识认识”的见面会，之后律师问了莫妮卡具体情况，开始讨论他的攻击计划。
那时，她用餐厅里的一个付费电话给远在洛杉矶的父亲打电话，这是一次心酸惨痛、充满眼泪的谈话。伯尼要她答应绝对不伤害自己，因为那个“混蛋”总统不配。然后，当两人的痛苦发泄得差不多时，比尔金斯堡接过电话，立刻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说因为莫妮卡的情绪太不稳定，他不能允许她再和父亲说话了。他担心，她在这样的谈话中可能不假思索地说些对自己不利的话，如果这个电话被人窃听的话，那么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不止于此，伯尼和芭芭拉原本约定去夏威夷度假，现在决定取消休假，飞去华盛顿和莫妮卡团聚。不过，金斯堡听不得这个，坚定地表示他们在场只能让事情复杂化，他坚持要他们去休假，而他也会每天给他们发一份最新进展报告。伯尼不无酸楚地说：“我们不知道，金斯堡从未告诉莫妮卡我们想来华盛顿。当我们没来，她非常伤心。直到5月她才知道真相。”
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到豁免权就要背叛总统；反之，她相信就要看着母亲被起诉。“我母亲、父亲和所有总统这边的人，不断通过我的脑海。”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牵连任何人。”这个可怜的人还未来得及享受自己酿制的爱情就被这杯毒酒给陷害了。她仍然在想着是救总统还是救母亲这样的旧式道德题目。
1月18日，周日。金斯堡去斯塔尔办公室和调查官们见面，了解他们的想法，而莫妮卡则在公寓里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甚至比她想象得还要不受控制。因为在网上，一份叫“苦工报告”根据凯瑟琳威利的故事写成的谣言文章正散发传闻，说新闻周刊弃用了迈克尔伊斯科夫写的关于总统和一个拘留犯的故事。当然，那时，里面还没有提到莫妮卡的名字。
莫妮卡和玛西娅去oic接了金斯堡，然后把他送到所下榻的丽池卡特酒店。在车上，他宣布他要公开声明总统曾经性马蚤扰过莫妮卡，而且他就是一个调戏孩子的家伙。莫妮卡要发疯了，她第一次发现金斯堡的话不仅不是帮她，反而是害她。这立刻有了作用：“我要抓狂了，冲他咆哮说他克林顿没有调戏我，我们是成丨人之间的关系。”
那时，她还说自己想被送去精神病院，说：“这不是一个人可以承受的，我只觉得自己就要精神崩溃了。”金斯堡不仅没有同情，反而大声叫她清醒过来，还冲她嚷着，她要挺过难关，必须学会坚强。这是他未来几个月内一直使用的手段。
在丽池卡特，三人一旦镇定下来，就去租了一个会议室，讨论金斯堡和斯塔尔手下面谈的结果。他说，现在有两种选择，同样麻烦。第一种是莫妮卡答应带着窃听器或者录下电话，这个她早已说得很清楚，绝对不会这么干的。第二种就是接受审讯，很可能要花上50万，那将耗尽她父亲行医而来的积蓄。玛西娅痛哭流涕起来，莫妮卡也触情伤心，这让金斯堡大为光火：“这是一次滑稽的会议。”莫妮卡回忆说。
同时，库里不断地给莫妮卡的电话发送焦急的留言。“这真是让我伤心啊。”莫妮卡如今承认。虽然她一直渴望去警告库里和总统，但是她知道，如果这么干了，那将失去获得豁免权的最后一线微弱的希望，不仅将她，而且还有她母亲置于险境。那样，玛西娅就会面临和一起阴谋有关的几项犯罪指控。无论如何，oic的调查官们都不肯给予免予起诉的豁免权，仅仅答应如果莫妮卡被判有罪的话，他们会告诉法官她曾经和他们合作过。金斯堡毫不犹豫就拒绝了这种辩诉交易。
第二天，正好是马丁路德金日，斯塔尔手下准备搜查莫妮卡的公寓，结果他们没来。同时，库里还在不断留言“家里有急事，请回电”，“好消息，请回电”，诸如此类。然后，维农乔丹和她的前律师弗兰克卡特也都给她留了言。莫妮卡太害怕了，不敢回电。最后，她决心要让库里明白，她没有背叛总统，也没背叛她。她跑去一个付费电话，打给库里。她再次幻想会被看不见的敌人所偷听，于是想了好几种秘密的交流方式，告诉总统秘书发生了什么。因此，当库里拿起听筒，莫妮卡只是说了一声“胡佛”就挂断了j艾德加胡佛1924年开始担任fbi主任，直到他去世的1972年。短短一个电话后，她开始害怕使用电话，于是写了一张条，在里面感谢库里“让她的女儿凯伊她们的秘密代号参观白宫和fbi大楼”。这张纸条从未被寄出去，也没有解决她痛苦的两难境地。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到豁免权就要背叛总统；反之，她相信就要看着母亲被起诉。“我母亲、父亲和所有总统这边的人，不断通过我的脑海。”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牵连任何人。”
莫妮卡在和自我意志搏斗的时候，金斯堡和他找来的华盛顿刑事犯罪律师纳瑟尼尔斯派兹，正同斯塔尔的调查官们较量着。她几个小时里一直等在oic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被不同的调查官“照看”着。同时，她的两个律师曾经向她强调他们只想保证她没事，不管其他人会有什么麻烦。正努力达成一个协议
在丽池卡特，莫妮卡脑海里一直盘旋着两个念头：为家人特别是母亲的担心，和一个疯狂绝望的决定必须警告和保护总统。在这个拥挤到几乎窒息的房间里，她觉得就要疯掉了，于是要求在母亲来之前，放她去商业中心里逛逛以消磨时光。调查官们同意了。在法龙和艾米克的陪伴下，她在商业中心里闲逛着，徘徊于crate和barrel家具店，流连于其他的商店橱窗之前。笑容和欢乐又回到了脸上，她唧唧喳喳地和他们说个不停，讲着笑话，想用她的老一套让他们喜欢上她。她这么想着：如果他们发现她只是一个普通善良的女孩，或许就不会起诉她。
她脑海里的头等大事还是拯救总统。当他们走过马西店的时候，她找了一个借口上了三楼的洗手间，在那里她看到一个投币电话，她打电话给贝蒂库里，但是没人接，莫妮卡沮丧地放下听筒。她越来越惊慌，看到一个母亲正在给她的孩子换尿布，就想自己把贝蒂的电话号码给她，也许她能帮忙联系贝蒂。但是她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如果被fbi发现了，这个母亲也会被扔进监狱里的。她已经害怕得麻木了，结果什么也没有做。“光是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很疲倦，”她回忆道，“我如此惊慌，能感觉到自己的每一次呼吸，能听到自己的每一下心跳，咚，咚，咚。”当她从洗手间里出来的时候，她发现因为自己离开得太久，法龙很着急，已经去到处找她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她为了继续消磨时间，就建议去吃晚饭。晚上六点半，莫妮卡发现自己和一个fbi探员、一个斯塔尔的代理人一同坐在mozzarella一种意大利干酪美国烤肉店里。“这真像一个超现实的梦境，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笑着，享受着，而你自己的生活却一团糟。我不停地想到总统，想到他的面容，想到他知道这发生的一切时会多么的恼怒，就像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做了错事想到你的父母一样。”
“我现在已经不说什么了，就像一个遭强j的人那样，前五分钟在不停地尖叫，然后就不叫了。现在的我也同样闭上了嘴巴。”
就算在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的谈话也很奇怪。莫妮卡问艾米克为什么她将会被关进监狱27年，他掰着指头飞快地讲出每项指控将被判的年数。当然，他没有说那些都是每项指控的最高年限。事实上，莫妮卡并没有被指控什么重罪，很有可能会获得缓刑或被保释，从而逃脱牢狱之灾。
就算按照艾米克的说法，她也不能肯定，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在她被发现、抓起来的时候，她的律师弗兰克卡特还没有将那份假书面陈述上交，而除非上交，否则就不是一项严厉的犯罪。这或许解释了在这个漫长的下午，oic和fbi的人努力要阻止她和律师见面的原因。卡特肯定说如果他能和莫妮卡说上话，就不会上交那份文件。事实上，他是在这天最后的营业时间内，委托联邦快递将文件交到位于阿卡萨斯的小石头地区、受理琼丝案的法庭。
难道斯塔尔和他的手下就干着密探的活，希望有人犯罪然后听任罪案发生如果愿意，他们可以轻易阻止这项罪行，不过他们知道如果莫妮卡作伪证罪名成立，那么他们不仅能操纵她，还能操纵真正的目标总统。还有，如果总统那天就知道斯塔尔要对莫妮卡动手，他肯定会改变在琼丝案中的证词，那将改变历史的进程。这不是斯塔尔第一次用可疑的方式，推进案件的调查，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一个战斗经验丰富的美国律师这样评论oic的工作方式：“他们的行为就是所谓的sop，标准操作程序。”1998年，对莫妮卡所遭遇的那种“没有伤害性的”民事犯罪的指控，整个美国也寥寥可数。当然，现在说这个也毫无意义了。“他们抓她时，根本没什么确定的罪名。”后来担任玛西娅律师的比利马丁这样表示，他同意纽约时报等的观点：整件事情就是一直盯着总统的葆拉琼斯律师团和其他右翼律师搞出来的名堂。
斯塔尔的人玩弄规则，想把“白水调查”和莱温斯基扯上关系，在控制莫妮卡的12个小时内无情地剥夺了她的权利。不过，在这场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们的威胁和恐吓。
伯尼莱温斯基对女儿钦佩万分：“他们越是挤压恐吓，她越坚强。我佩服她的勇气万丈，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能承受她所受到的考验。真令人难以置信，她居然能抵挡住那些在合法保护伞下欺凌弱小的宵小之辈。”
晚饭结束，莫妮卡和她的影子们回到1012号房，继续等待母亲。fbi探员愁眉苦脸地切换着电视频道，小心翼翼避开新闻节目，最后锁定1954年的音乐剧娱乐至上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艾瑟尔默曼、唐纳德奥康纳主演，玛丽莲梦露也客串一个小角色。莫妮卡兴奋地说了一阵她在学校音乐课的情景，得到的回应却只是难堪的沉默。她拿起房间的圣经，一遍遍地读其中的“圣歌91”，那是那个基督教科学派牧师推荐的有上帝保护意味的圣歌，当她读到“我要对主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我的上帝，我信任的人”，感觉些许安慰。
最后，10点16分，门铃响了，一个探员过去开门，玛西娅像守护天使般闪现。“一生中，我看到她从未有这次那么高兴。”莫妮卡说：“就像回到了小女孩的时光，母亲会把一切都搞定。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我感觉自己在浩瀚海洋中独自游泳，她就是我的救生艇。我呆在黑暗恐怖的地方，她来拯救我了。”
玛西娅下了火车后，告诉母亲和姐姐先去黛布拉在“水门大厦”的公寓，然后强迫自己为了女儿要冷静下来，即使如此，当她第一眼看见莫妮卡的样子还是不禁心生恐惧：“莫妮卡坐在窗边，眼睛都哭肿了，流露出痛苦害怕的神情，手里捏着一本圣经，整个人在不住颤抖。是谁让我女儿变成这样的”
玛西娅冲向她，用手紧紧搂住她，轻轻地说着任何一个母亲都会拿来安慰女儿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她尽可能地冷静下来，不失风度地向呆在房间各处的探员和调查官们做了自我介绍。
斯塔尔的人早就同意在和玛西娅单独谈话前，让她们母女呆上几分钟。莫妮卡坚信房间已经被监听了，要求她和玛西娅在走廊里谈话。等到只有她们俩，莫妮卡匆忙告诉母亲：“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带着窃听器，录下和他们的电话谈话，我不能对总统干这些。”她坚持要她们离开，尽量找到贝蒂，让总统有所防范。她想告诉他自己已经卷入了麻烦，还要让他知道自己会告诉所有人，一切关于他们关系的事都是她编造出来的。这时她太激动了，玛西娅费了老半天才让她冷静下来。
几分钟后，有人出来打断她们，说她们呆在一起的时间够长了。玛西娅被马上带到另一个房间，斯塔尔的手下向她解释了她女儿的不幸处境。“他们告诉我，莫妮卡因为说谎将在监狱里呆上27年，还使用唆使他人作伪证等普通人平时听不到的专用词汇。我想这些华丽的词汇只是指她为保护心爱的男人而说了一个谎。”
“我有些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试着向他们解释，他们犯了大错，别说27年了，她甚至不该在监狱里呆上27分钟。”
感觉到调查官们很不满，玛西娅开始对他们讲一切脑子里能想到的事情：她还年轻，六年前自杀过明显夸大其词了，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原谅，现在高度精神紧张。她觉得，这样或许能说服他们放走莫妮卡。他们听完了，不过依然表示莫妮卡必须马上决定是否合作，因为整件事正处于“非常时期”这词又冒出来了。
玛西娅记得她当时看了看钟，11点，心想哪个办公室那么晚还开着，等着莫妮卡在这“非常时期”的合作。她甚至退一步，试着要求让她和女儿能呆在旁边的房间休息一下，他们则可以派荷枪实弹的人在门外守着，这样她们就不可能逃走了。这个建议根本没能打动莫妮卡的原告们。玛西娅现在都还能生动地回忆当时想解决问题时急切绝望的心态：“我不再奢望我们可以离开，想着下一步可能就是逮捕了。没有选择，他们说如果莫妮卡再不合作，就正式刑事起诉了。这不是那种你回家，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童话。”
“我说了些什么，因为我迫切希望他们能放她走。我幼稚地以为这些人会去开个会，说或许我们不能这么对待这个女孩，可能这不是真的。我希望他们能停止行动，说等一会，这不是琳达特里普。这不是一个我们打算摆布的那个难啃的中年妇女，这是一个孩子。”
“fbi里难道没有母亲在工作吗难道没有同情心吗是谁听着特里普录音带里，莫妮卡这个无辜的年轻女孩的声音，说抓她是件好事情是谁说去抓她，把她扔进酒店房间，用监狱来威胁她去跟我们合作”
合作是关键。他们反复强调，如果莫妮卡这么做了，就不会对她提出刑事起诉。那晚在和斯塔尔手下谈话时，玛西娅依然不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问他们：如果莫妮卡说出自己知道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事如果琼丝案水落石出呢如果她女儿在和特里普聊天时撒谎了呢她只能确定一点：“我知道我的女儿，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让她带着窃听器，去背叛别人。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只是浪费时间。”
玛西娅真够聪明的，没有轻信那些人。她研究过“大学炸弹案”，泰德卡金斯基被fbi逮捕，因为他兄弟大卫泄露了他的行踪。后者出卖了泰德，惟一的要求是要fbi答应不判罚泰德死刑。fbi答应了，大卫就带他们去抓自己的兄弟，他后悔这个决定，因为一被拘留，这个恐怖分子被判罚的正是死刑。fbi则表示，他们从来没有答应过任何事。
考虑到这点，又非常怀疑那些威胁她女儿的家伙的动机，玛西娅告诉艾米克，她想要另一个人、她的前夫听他们重申一遍他们的承诺如果莫妮卡合作，将不会受到任何指控。艾米克表示他们不能打电话给伯尼。玛西娅为了莫妮卡努力保持镇定，解释说她需要他们打这个电话，这样就有独立证人能够证明oic的承诺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米克问她是否需要书面证据。玛西娅考虑了一下，接受了这个意想不到的“礼物”。当他回来，告诉玛西娅他无法给他书面材料，因为他找不到打字机。“这时，我脑袋里的警钟敲响了。”玛西娅回忆说：“没人再用打字机了，他完全可以找张纸写下来。那时我真正意识到，事情远比我之前所能想象得严重可怕得多。”因此，这时，晚上11点多，她毫不犹豫地坚持要给莫妮卡的爸爸打电话。
自从接到玛西娅在火车上打来的电话，伯尼莱温斯基一直忙着。他成功地找到了正在上庭陈述案情的比尔金斯堡。当听说伯尼想和他通话时，金斯堡一边做着他标志性的戏剧演员式的夸张动作，一边宣布一位放射性肿瘤学家有急事找他，要求听证会暂停。
金斯堡一听伯尼说了他所知的只言片语，就严肃地告诉他：“电话里别再说了，我会尽快来看你。”伯尼说：“之后，我开始发抖。”他相信金斯堡的判断，了解他作为一个审讯律师的声望，特别是他遇到复杂医学案件时的反复诘问能力，更是不作第二人想。他作为伯尼企业西方肿瘤医学集团的医疗事故律师已经有好几年了。虽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伯尼再婚后两人才成为朋友，不过他俩关系不错，因为彼此年纪相仿，而且在同时入读旧金山名校伯克利。伯尼和第二任太太芭芭拉，与比尔金斯堡和太太劳拉经常拼成四人组，一起度周末，品尝红酒，到别处度假。许多周五晚上，他们都会聚在一起看电影、吃寿司。凭着他招牌式的蝴蝶领结。长者风范和如wc菲尔兹般冷峻的声音，金斯堡马上就将成为全国名人。
不过，这晚，伯尼所关心的是金斯堡就是那个飞马赶来救她女儿的人。两人在洛杉矶市区的一家酒吧里碰面，过了好像一生那么漫长的时间后，伯尼终于接到了玛西娅的电话，前妻告诉他自己呆的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因为酒吧里通讯条件很差，他跑到外面，站在街边，努力想听懂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嘈杂的交通声中，他在莫妮卡号啕大哭的间歇，简单地跟她说：“莫妮卡，别说什么，比尔金斯堡在我旁边，别说什么。”因为他手机的信号老是要断掉，他找到街角的一个付费电话，这样就可以不受干扰地和艾米克通话了。金斯堡静静地站在伯尼身边，艾米克则告诉伯尼他所说的是绝对机密，不管任何情况都不能外传。“我的脚在瑟瑟发抖，”伯尼承认：“我以前没和fbi的人说过话，我已经吓呆了。”
艾米克再次解释说，莫妮卡有了大麻烦，就他们调查所知，她作了伪证，犯有阴谋罪，还替总统掩饰。除非她合作，否则就将在监狱里呆上27年。她父亲还是摸不着头脑，问他：“你说的合作是什么意思”于是，艾米克告诉他，莫妮卡必须带上窃听器，录下和维农乔丹、贝蒂，或者还有总统的谈话。
伯尼依然震惊，不过已经恢复了清醒，问道：“她不允许找律师吗”其实艾米克这天早就知道她的律师是卡特，还是问他莫妮卡是否有律师。伯尼回答说她有律师，名字就叫比尔金斯堡。几年前，莫妮卡和金斯堡匆匆见过一面，她告诉调查官那是她在洛杉矶的律师。艾米克很机警，建议莫妮卡不要选择不是她自己挑选的律师。伯尼那时当然对女儿的事情一无所知，不清楚她已经公开卷入了琼丝案，还聘请了一个律师。“那时，我们不清楚弗兰克卡特的存在。”他说：“我只是想尽力帮助深陷苦海的女儿。”
比尔金斯堡先和莫妮卡建立一个正式的律师与当事人的授权关系，然后和艾米克谈论他新顾客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获得罪行豁免权的可能性，那能确保无论证词内有何内容，都会被免予起诉。正如玛西娅的本能反应产生警惕心理一样，当艾米克说他们或许可以给莫妮卡豁免权时，金斯堡的法律天线开始运转。
金斯堡相信这个回答意味着他们想耍花招。他盖住电话筒，低声告诉伯尼他们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时无权给予罪行豁免权的。因此，他决定戳穿他们的骗局：先叫他们弄一份书面协议，然后传真给他；艾米克再次拒绝了，这次的理由是他找不到可以打印的电脑；金斯堡就要他手写一份，签上名字，然后传真过来，艾米克坚持要他相信自己，得到的却是一个干脆的回答：“我只信上帝，不信美国律师。”最后，艾米克只得承认自己没有发送书面材料的授权，骗局彻头彻尾地被戳穿了。正如金斯堡所说：“一个贯穿这起调查的主题，正是利用强硬的高压政策迫使人们说出他们希望听到的话。”
莫妮卡记得，艾米克和金斯堡达成交易，前者给后者传真一份她签署的伪造书面陈述。然而，两个fbi探员过来把艾米克从电话边拉开，他们意识到金斯堡会马上发现oic在文件归档之前就拥有了一份复印本，只有一种可能来自琼丝律师团，因为卡特曾经送去一份样本。oic调查人员知道，他们抓莫妮卡的时候，她在技术上还没有犯下严重的罪行，而且他们阻止了她和卡特接触，有效保证了这样严重的罪行伪造书面陈述，并交给法庭在这天晚些时候真的发生了。可以理解，斯塔尔这种强犦式策略一直是公众非常关注的话题。
除了戳穿斯塔尔手下的欺骗行径外，关于豁免权的交易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莫妮卡根本没想过带上窃听器，出卖她心爱的人。她的行为让父亲感动：“她非常镇定，决不合作。令人愤慨的是，很少人敢承认如果她不是如此坚强，如果她带上窃听器，早已像特里普出卖她那样出卖总统了。无论自己的安全受到何种威胁，她从不会出卖别人，像自己被出卖的那样。”
“无论她可能有什么缺点或许不懂得适可而止，缺乏判断力当紧要关头，她总是能挺过去。人们不肯赞扬她这种美德，把她看成是一个荡妇。她最不像的就是荡妇。世上许多女人会被有权势的男人欺骗，我并不同意她的所作所为，但是不能因为她所做过的事情就说她是坏人。”家人朋友认识到她性格中的坚韧一面，戴尔杨评论说：“她拒绝出卖朋友来获得好处。就在知道自己要去监狱的时候，她展现了真实的性格。这事让我一直为莫妮卡感到骄傲。”
金斯堡一戳穿艾米克的诡计，就和莫妮卡再次通话，告诉她自己将会在第二天飞到华盛顿看她，还要她和玛西娅一句话不说，离开酒店。“请相信我。”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两个女人把她们的决定告诉斯塔尔手下后，各收到一张法庭传票，然后离开了酒店大楼。
这晚分手前，伯尼莱温斯基问金斯堡，是否有能力担起这么一项艰巨的法律任务，毕竟他只是一个医学律师。金斯堡向他保证，自己有着民事诉讼的经验，组织一支合格的华盛顿律师团也没问题。伯尼接着问他最低费用是多少，金斯堡告诉他：“如果只是小案子，15万。如果要审讯，那就要100万。”而且，他第二天坐飞机去见莫妮卡前就要25000元的启动资金。这晚，伯尼和芭芭拉几乎没睡着，想着3000公里外面临牢狱之灾的莫妮卡。“我们互相拥抱着，”芭芭拉回忆说：“一想到她可能进监狱就担心害怕，颤抖哭泣。那真是太可怕了。”
直到凌晨1点，莫妮卡和玛西娅才回到水门公寓。她们受惊过度根本毫无倦意，又担心房间被人监听，几乎不敢互相说话。莫妮卡想起面临可怕困难的总统，不知内情的他必须得到警告。和以前一样，她根本不顾及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在脑子里一遍遍构想着疯狂的计划。她考虑过坐出租车去叫醒贝蒂，让她有所警惕；或者打电话给总统的律师布鲁斯林赛，虽然她以前从未和他说过话。当莫妮卡谈论着要去给白宫一个警告时，她母亲担心这些行动会危及莫妮卡将来可能拥有的豁免机会，逼她发誓不说出来。make her swear to stay silent
早上2点，她们开车去四季酒店，打电话给金斯堡。她们谈论了出国的可能性，越过边境线逃到加拿大，不过这主意一说出来就被否决了，因为她们相信fbi肯定监视了每个机场和边防站。一件小事能证明她们在酒店已成惊弓之鸟，当一对夫妇走进大厅，她们马上确信这是fbi派来跟踪她们的探员。用莫妮卡的话说：“被跟踪的绝望感立马袭来。”
到这时，一直在疯狂行动和无声沉默间徘徊的莫妮卡又沉寂起来。当她们回到公寓，玛西娅非常担心女儿会自杀，因此当她淋浴时，把浴室的门开着，这样就可以保证莫妮卡不会自寻不幸了。这晚余下的时光，莫妮卡躺在床上，一直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她的母亲则一直看着她，不让她结束自己的生命。恐怖已经降临。
第十二章 莱温斯基的妥协
1996年，阿卡萨斯小石镇，克林顿总统的朋友苏珊麦克道加尔披枷带锁地离开当地法庭的这一幕，最能体现肯尼斯斯塔尔调查追捕总统和第一夫人时有多么铁面无情。麦克道加尔拒绝在小石镇的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因为她觉得，斯塔尔对摧毁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的生活的兴趣，甚至比公正地调查“白水事件”更大。她为此被判藐视法庭，入狱18个月，其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单独关押。她也在全美女英雄的“伟人祠”中获得一席之地，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阿卡萨斯的琼”。
当她和莫妮卡一起逃脱斯塔尔手下的控制后，麦克道加尔镣铐加身的样子就牢牢地烙印在玛西娅的脑海里。“我只知道，就是那些人，没审判就把麦克道加尔弄进了监狱，仅仅因为她没有照他们说的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新年刚过，莫妮卡和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聊天时还谈到了麦克道加尔，后者感觉到麻烦正在逼近她的朋友，提醒她不要走麦克道加尔的老路，她回忆说那是因为：“我不想她为了保护总统而自己染上麻烦。”
1月17日，周五。凌晨时分，她们最终离开丽池卡特酒店时，玛西娅对女儿遭遇的指控的具体内容还是不清不楚，她不知道莫妮卡在和特里普被录音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自己，所以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卷入进去，毕竟自己犯下的惟一“罪行”就是倾听了女儿的爱情伤痛，然后鼓励她离开华盛顿。在她脑海里，那段时间的记忆万分痛苦：“当我们回家，心里知道斯塔尔的人肯定还会再来。这就是我们呆在公寓里的心境：黑暗孤独，与世隔绝，门锁着，我们担心他们随时可能到来。”
“如果这些话听上去太歇斯底里，我也没办法，我无法告诉你，当时有多么害怕，多么确信他们将过来把我们扔进监狱，而不肯合作的莫妮卡会在监狱里呆上27年。”
她们确信，fbi会录下她们的电话，监听她们的水门公寓，她们每个动作都会落在那些看不见但充满质疑的眼睛里。丑闻曝光前的绝大多数时间，还有曝光后的所有时间，她们呆在公寓里，在地板上来回踱步，窗帘紧紧拉着，除了窃窃私语就不敢说话，每时每刻都担心着门铃一响，就会拉开悲惨监狱生活的序曲。
她们很少吃东西，嘴巴因为太干几乎说不了话，更别说咀嚼食物了。她们时刻觉得要么炎热如火，要么寒冷如冰，好像身体已经停止工作了。两人都是严重的受惊过度，身体不停地颤抖。玛西娅说：“如果是我一个人，肯定会觉得自己要死了，不过两个人都有相同症状，我意识到这是受惊过度的结果。”她们是如此胆战心惊，甚至都不敢出去倒垃圾，担心那些她们怀疑在监视她们的人以后会指控她们毁灭重要证据。每天，玛西娅都把东西堆起来，装在包裹里，整齐地放在厨房间，这样fbi的人进来带走她们的时候，她们就能显示自己干得多么正确了。
玛西娅说：“因为太过害怕，你就会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我们体会到恐怖的字面意义了，那段呆在那里的日子，害怕、孤独、不敢说话，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两人都进了监狱，那么谁去看莫妮卡呢另一个想的就是儿子迈克尔，他结婚生子的时候怎么办我可受不了让孙子到监狱来看我。”
自然，玛西娅的第一反应还是她的家庭。她不敢让莫妮卡离开她的视线，怕她自残。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们开始意识到丑闻就要公开，她也越来越担心女儿的安全。在保护莫妮卡的同时，她也希望她爱的其他人也能远离这些“丑陋恐怖的是非”。就在1998年1月21日，周三，丑闻爆发前不久，她催促还临时住在水门公寓的黛布拉收拾东西离开华盛顿，由于担心fbi会监视火车站和飞机场，她要她开车离开，越远越好。黛布拉就回到弗吉尼亚的家里收拾点东西，带着儿子驱车8小时，赶到麻省的波士顿。她回忆说。“我太害怕了，感觉自己像一个呆在祖国的亡命之徒。”
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不久，玛西娅短暂地和未婚夫彼得斯特劳斯打了个电话，后者正在准备眼睛手术，等着她马上赶回纽约呢。玛西娅告诉他莫妮卡出了点事，因此她必须要在华盛顿呆上一段时间，陪陪她。她回忆说：“我感觉糟糕透顶，因为我不希望彼得知道这事，那时我真的不想和任何认识或喜欢的人见面。听上去很戏剧化，不过事情就是这么黑暗，犹如一场噩梦。现在一切正常，说说很容易：”为什么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对于一个从未和犯罪打过交道的普通人，要被fbi、斯塔尔和政府一起收拾那真的太可怕了。“几天后她又打电话给彼得了解他的情况，解释说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她不能说。如果他知道丑闻后，决定以后不再和她说话，她完全理解。彼得回忆说：”她是想保护我，我从来没有、没有被卷入这事。“
对玛西娅来说，这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要对自己的儿子迈克尔说谎。那时，迈克尔在匹兹堡入读卡耐基梅隆大学，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他打电话来，说网上有些姐姐莫妮卡的传闻，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还幻想事情不会公开的玛西娅告诉他，谣言都是假的。玛西娅说，“我心情很差，因为他相信我，接受了我说那些不是真事的话，不过一个母亲只是想不让孩子受伤。”丑闻曝光后，她发现自己根本没法在电话里向他解释清楚，只能通过家庭律师比尔金斯堡转告迈克尔。
对玛西娅来说，和她女儿的感受一样，“有一种能摧毁人的恐惧，我想我再也不能回纽约了，再也不能在街道漫步，再也不能呼吸新鲜空气，再也不能见我的儿子了。我以为我们要去监狱，完蛋了。”
一件能证明她们到底有多害怕的事情是，当她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玛西娅第一次知道关于那件沾染着j液、如今臭名昭著的衣服的事情，看完关于那件传说中的衣服的故事，她问女儿：“衣服现在在哪里”莫妮卡回答说：“妈妈，现在衣服和我所有其他的东西一起，放在我纽约的公寓里。”
回头再看，玛西娅、莫妮卡或其他能进她纽约公寓的人没有简单地将那衣服拿掉或毁掉了事，似乎很荒谬。理由很简单：那时，两人都太害怕了，不敢旅行，不敢出门，甚至不敢打电话，担心她们会被fbi的人监视或跟踪。她们确信自己随时可能会被逮捕。她们早已为恐惧所麻痹，听任最有力的犯罪证据留在衣橱里，等待自己的历史命运。
就像玛西娅有力的宣言那样：“莫妮卡有没有把衣服交给母亲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有没有偷走衣服，然后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是否知道那该死的衣服放在哪里那要等到她在电视里看到关于那衣服的事情。”
不只是她们才感觉恐怖。自从卷入此案后，就算像金斯堡这样有经验的律师也万分惊讶地发现fbi派人跟踪他，订了6张从洛杉矶到华盛顿不同路线的机票。事实上，金斯堡是取道匹兹堡，再从那里转往华盛顿的，抵达首都的时间是1月17日，周六，那场痛苦“手术”后的第二天。
莫妮卡去机场接他，还疑神疑鬼地担心所有奇奇怪怪的人都可能是派来逮捕她的fbi探员。这晚，玩着一场看手势猜字谜和说着适度的反语，她、母亲和金斯堡一起到椭圆屋餐厅去吃晚饭，那地方离白宫不远。由于玛西娅和莫妮卡都不怎么认识金斯堡，这是一场“大家认识认识”的见面会，之后律师问了莫妮卡具体情况，开始讨论他的攻击计划。
那时，她用餐厅里的一个付费电话给远在洛杉矶的父亲打电话，这是一次心酸惨痛、充满眼泪的谈话。伯尼要她答应绝对不伤害自己，因为那个“混蛋”总统不配。然后，当两人的痛苦发泄得差不多时，比尔金斯堡接过电话，立刻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说因为莫妮卡的情绪太不稳定，他不能允许她再和父亲说话了。他担心，她在这样的谈话中可能不假思索地说些对自己不利的话，如果这个电话被人窃听的话，那么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不止于此，伯尼和芭芭拉原本约定去夏威夷度假，现在决定取消休假，飞去华盛顿和莫妮卡团聚。不过，金斯堡听不得这个，坚定地表示他们在场只能让事情复杂化，他坚持要他们去休假，而他也会每天给他们发一份最新进展报告。伯尼不无酸楚地说：“我们不知道，金斯堡从未告诉莫妮卡我们想来华盛顿。当我们没来，她非常伤心。直到5月她才知道真相。”
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到豁免权就要背叛总统；反之，她相信就要看着母亲被起诉。“我母亲、父亲和所有总统这边的人，不断通过我的脑海。”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牵连任何人。”这个可怜的人还未来得及享受自己酿制的爱情就被这杯毒酒给陷害了。她仍然在想着是救总统还是救母亲这样的旧式道德题目。
1月18日，周日。金斯堡去斯塔尔办公室和调查官们见面，了解他们的想法，而莫妮卡则在公寓里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甚至比她想象得还要不受控制。因为在网上，一份叫“苦工报告”根据凯瑟琳威利的故事写成的谣言文章正散发传闻，说新闻周刊弃用了迈克尔伊斯科夫写的关于总统和一个拘留犯的故事。当然，那时，里面还没有提到莫妮卡的名字。
莫妮卡和玛西娅去oic接了金斯堡，然后把他送到所下榻的丽池卡特酒店。在车上，他宣布他要公开声明总统曾经性马蚤扰过莫妮卡，而且他就是一个调戏孩子的家伙。莫妮卡要发疯了，她第一次发现金斯堡的话不仅不是帮她，反而是害她。这立刻有了作用：“我要抓狂了，冲他咆哮说他克林顿没有调戏我，我们是成丨人之间的关系。”
那时，她还说自己想被送去精神病院，说：“这不是一个人可以承受的，我只觉得自己就要精神崩溃了。”金斯堡不仅没有同情，反而大声叫她清醒过来，还冲她嚷着，她要挺过难关，必须学会坚强。这是他未来几个月内一直使用的手段。
在丽池卡特，三人一旦镇定下来，就去租了一个会议室，讨论金斯堡和斯塔尔手下面谈的结果。他说，现在有两种选择，同样麻烦。第一种是莫妮卡答应带着窃听器或者录下电话，这个她早已说得很清楚，绝对不会这么干的。第二种就是接受审讯，很可能要花上50万，那将耗尽她父亲行医而来的积蓄。玛西娅痛哭流涕起来，莫妮卡也触情伤心，这让金斯堡大为光火：“这是一次滑稽的会议。”莫妮卡回忆说。
同时，库里不断地给莫妮卡的电话发送焦急的留言。“这真是让我伤心啊。”莫妮卡如今承认。虽然她一直渴望去警告库里和总统，但是她知道，如果这么干了，那将失去获得豁免权的最后一线微弱的希望，不仅将她，而且还有她母亲置于险境。那样，玛西娅就会面临和一起阴谋有关的几项犯罪指控。无论如何，oic的调查官们都不肯给予免予起诉的豁免权，仅仅答应如果莫妮卡被判有罪的话，他们会告诉法官她曾经和他们合作过。金斯堡毫不犹豫就拒绝了这种辩诉交易。
第二天，正好是马丁路德金日，斯塔尔手下准备搜查莫妮卡的公寓，结果他们没来。同时，库里还在不断留言“家里有急事，请回电”，“好消息，请回电”，诸如此类。然后，维农乔丹和她的前律师弗兰克卡特也都给她留了言。莫妮卡太害怕了，不敢回电。最后，她决心要让库里明白，她没有背叛总统，也没背叛她。她跑去一个付费电话，打给库里。她再次幻想会被看不见的敌人所偷听，于是想了好几种秘密的交流方式，告诉总统秘书发生了什么。因此，当库里拿起听筒，莫妮卡只是说了一声“胡佛”就挂断了j艾德加胡佛1924年开始担任fbi主任，直到他去世的1972年。短短一个电话后，她开始害怕使用电话，于是写了一张条，在里面感谢库里“让她的女儿凯伊她们的秘密代号参观白宫和fbi大楼”。这张纸条从未被寄出去，也没有解决她痛苦的两难境地。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到豁免权就要背叛总统；反之，她相信就要看着母亲被起诉。“我母亲、父亲和所有总统这边的人，不断通过我的脑海。”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牵连任何人。”
莫妮卡在和自我意志搏斗的时候，金斯堡和他找来的华盛顿刑事犯罪律师纳瑟尼尔斯派兹，正同斯塔尔的调查官们较量着。她几个小时里一直等在oic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被不同的调查官“照看”着。同时，她的两个律师曾经向她强调他们只想保证她没事，不管其他人会有什么麻烦。正努力达成一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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